剧情介绍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庐陵人（今江西吉安）。其人“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眉而长目，顾盼烨然”，是个魁伟白皙的美男子。
20岁时，文天祥举进士，对策集英殿，以“法天不息”为题，洋洋万言，一挥而就。宋理宗奇其才，大喜，钦点文天祥为第一，成为御题状元。
不久，因丁父忧（为父守丧），文天祥归乡。25岁，时为刑部郎官的文天祥直言上书，请斩主张迁都避敌的太监董宋臣。而后，宦海沉浮，因敢言有为，屡屡被罢官。
贾似道秉政要君，文天祥行文中言多讥讽。贾似道大怒，指使台谏罢斥文天祥，迫其“致仕”，年仅37岁。
德祐初年，新君即位，诏天下勤王，本来退陷于乡两年之久的文天祥捧诏涕泣，终于踏上了光耀万世的不归之路。
文天祥原字履善，宋理宗钦点其为状元后，叹其名佳，“天之祥，乃宋之瑞也”，故而文天祥又字宋瑞。
厓山大胜后，张弘范在元军大营摆下丰盛的庆功宴，招待“劳苦功高”的诸位蒙、汉等各族将领（包括西夏、女真、契丹、回族等）。同时，也让兵士把文天祥“邀请”来。
席间，张弘范酒酣之际，对文天祥言道：“国家已亡，文丞相可谓尽忠尽孝！如能以事宋之心改事大元，仍旧可作丞相。”
一直枯坐不食的文天祥闻言，泫然流泪，表示：“国亡而不能救，我为宋臣，死有余罪，又怎敢逃死而怀贰心事人！”
听此言，不仅仅是张弘范，在座的各族军将皆低下头，深为面前这样一个大义凛然的汉族文人丞相所感动。无论是汉族出身的张弘范，还是有西夏皇族血统的李恒，他们自幼或多或少都受过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所以，功劳再大，事主再忠，也掩饰不了他们内心深处对“胡主”正统性的疑惑。而且，为胡人做鹰犬，灭掉衣冠礼义之国，如此“丰功伟绩”，平添了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认同的尴尬。
矛盾之中，为了平衡内心深处的冲突，他们心中对文天祥敬意与恶意相交织：一方面希望这位汉族士人能继续“守忠”，坚守儒家道德；另一方面又希望文天祥在最后关头改弦易辙，投靠新主。
如果这样，宋朝丞相的“投诚”多少会减轻他们内心深处的罪恶感。
就在厓山之战结束的转天，张弘范派人在山崖壁上刻字：“镇国上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这一行炫耀的大字，其实也是这位汉族元将的一种心理鸦片，想以所谓的“不世之功”，抵销他杀戮同胞、灭父母之国的负疚感。
日后明朝儒士陈献章在同一块大石下面刻诗讽刺：
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张弘范回朝不久，受到忽必烈的厚赐与嘉奖，但他不久就身染重病，一命归西，年仅43岁。他的死，不知是天谴还是真的“瘴疠疾作”，忽必烈的贴身御医也不能把这位浑身沾满同族人鲜血的刽子手从鬼门关拉回来。
论军事方面的才略、武功，张弘范比起他的族兄张世杰不知高出多少倍，但是，论起千秋万世英名，虽然有着平灭一国的不世“功勋”，又有元朝“武烈”的谥号，张弘范却难与宋朝的忠臣张世杰比肩。
同样是死，张世杰惊天动地，张弘范罪有应得。死生，亦大矣！
灭宋后，张弘范派重兵“护送”文天祥回大都。他本意有二：一是送如此高规格的丞相级俘囚邀功；二是希望文天祥到大都后改意事元，此举，正是为“国家”贡献人才。
行至吉州，文天祥亡国之恨陡增，八日不食，想绝食死在家乡附近。英雄真非凡人身，绝食八日，仍旧不死。文天祥若有所思，又开始进食。
1279年冬11月，文天祥终于到达大都。一开始，元人腾出最高级的驿舍给他住，供奉甚盛，但文天祥正身危坐，通宵达旦。其间，他题诗一首：
悠悠成败百年中，笑看柯山局未终。
金马胜游成旧雨，铜驼遗恨付西风。
黑头尔自夸江总，冷齿人能说褚公。
龙首黄扉真一梦，梦回何面见江东。
在此，他明白无误表明自己不易志、不投降的决心。
元人无奈，就把文天祥囚于兵马司，设卒监守，开始以俘囚身份对待他。
元朝的丞相孛罗大集元朝臣僚，在枢密院召见文天祥，想以胜利者的姿态对这位亡国丞相予以精神凌辱，顺便也想煞一煞这位汉族士大夫不可消磨的锐气。
文天祥昂首进入森然堂皇的“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的元朝枢密院，见殿上高坐一人。此人身穿大袖盘领紫罗衣，胸前绣大独科花，腰围玉带，神情倨傲。
知是元丞相孛罗，文天祥很有礼貌地对其施长揖之礼。
孛罗登时大恼，文天祥这样一个亡国之臣竟敢不对堂堂大元宰相行跪拜礼，简直是目中无人。
元廷卫士见状，忙喝文天祥令下跪。
文天祥冷静言道：“南人行揖，北人下跪，我乃南人，当然行南礼，岂可对你下跪！”
孛罗更气，叱令左右强把文天祥按伏在地让他下跪。卫士或抑其项，或扼其背。
文天祥始终不屈，仰头高言：“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及将相，灭亡诛戮，何代无之！我文天祥今日忠于宋氏，以至于此，愿求早死！”
孛罗见硬的不行，就想在交谈中以气势压倒文天祥。他哈哈一笑，自忖儒学、历史功底不薄，便语带讥讽地问：“汝谓有兴有废，且问盘古帝王至今日，几帝几王？一一为我言之。”
文天祥轻蔑一笑，不屑回答这种小儿科问题。“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吾今日非应博学宏词、神童科，何暇泛论。”
孛罗：“汝不肯说兴废事，且道自古以来，有以宗庙、土地与人而复逃者乎？”
文天祥正色答道：“奉国与人，是卖国之臣也。卖国者有所利而为之，必不去。去之者必不卖国。吾先前辞宰相不拜，奉使军前（指入伯颜元营议和），不久即被拘执。后有贼臣献国，国亡，吾当死，所以不即死者，以度宗皇帝二子在浙东及老母在广之故耳。”
孛罗听文天祥说到二王，觉得终于抓到了话柄，忙问：“弃德祐嗣君（投降的宋恭帝）而立二王，此举是忠臣所为吗？”
文天祥义正词严：“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新君，乃出于宗庙、社稷之大计。昔日晋朝，从怀、愍二帝（被匈奴俘掠的二帝）北去者非忠臣，从元帝（逃亡江南建立东晋的司马睿）者为忠臣。而我大宋，从徽、钦二帝北去者非忠臣，从高宗皇帝者为忠臣。”
此语，有理有节，一时间孛罗语塞。
低头思虑半天，孛罗忽然开言指斥：“晋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帝都有被掠走皇帝的口诏或笔诏令其继位），二王继位非正，无所受命，所以可称是篡位之举。”
文天祥：“景炎（指赵昰）皇帝乃度宗长子，德祐（宋恭帝）亲兄，不可谓不正。且登基于德祐去位（指其降元）之后，不可谓篡位。陈丞相（陈宜中）当时以太皇太后之命奉二王出宫，不可谓无所受命。”
孛罗等人一时无辞，只能支支吾吾，指斥文天祥立二王是非法之举。
当时的情形很是可笑，元丞相孛罗率一帮蒙、汉及诸族元臣，你一言，我一语，又是蒙语又是汉话，指斥驳责半天，绕来绕去也找不出说服文天祥的理由，只能在二王“无所受命”这一问题上强辩。
文天祥心平气和，正气在胸，自然出口成章：“天与之，人归之，虽无传位授统之命，众臣推拥戴立，有何不可！”
孛罗见文天祥依旧口硬，大怒而起，斥道：“尔立二王，竟成何功？”
文天祥闻言，悲怆泪涌，说：“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一日臣子之责，何言成功！”
孛罗得意：“既知其不可，又何必为之？”
文天祥泪下沾襟：“譬如父母有疾，虽不可疗治，但无不下药医治之理。吾已尽心尽力，国亡，乃天命也。今日我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
一席话，噎得元丞相孛罗直翻白眼倒咽气，直欲杀之。可是，杀文天祥这么高级别的人物，孛罗还真没这种权限。
忽必烈及其大臣皆不主张杀文天祥。特别是张弘范，人病得马上要蹬腿儿，还不忘上表要求忽必烈不要杀文天祥。此位蒙古鹰犬，在成全文天祥千秋万世英名方面，不乏让人嘉许称道之处。
孛罗本来想争个大脸挫文天祥的锐气，结果悻悻而归。杀之不能，只得把文天祥关进条件更加恶劣的牢狱之中。
其间，宋朝数位宰执级降臣，包括同为状元宰相的留梦炎，皆入狱中劝降。文天祥或讥，或讽，或骂，这些小人无不灰溜溜地羞惭而去。
万般无奈之下，忽必烈甚至派被俘的宋恭帝亲自劝降。
见小皇帝来，文天祥耸然动容，起身行礼，口中连称“圣驾请回，圣驾请回”，使得年少的宋恭帝根本没有劝降的机会。
两年多时间，文天祥被囚于斗室，心志不移，并写《正气歌并序》，表露了这位“三千年不两见”的耿耿忠臣的拳拳报国忠心：
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当此夏日，诸气萃然﹕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时则为水气；涂泥半朝，蒸沤历澜，时则为土气；乍晴暴热，风道四塞，时则为日气；檐阴薪爨，助长炎虐，时则为火气；仓腐寄顿，陈陈逼人，时则为米气；骈肩杂遝，腥臊汗垢，时则为人气；或圊溷、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时则为秽气。叠是数气，当之者鲜不为厉。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间，于兹二年矣，幸而无恙，是殆有养致然尔。然亦安知所养何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敌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作正气歌一首。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嗟予遘阳九，隶也实不力。楚囚缨其冠，传车送穷北。鼎镬甘如饴，求之不可得。阴房阗鬼火，春院天黑。牛骥同一皂，鸡栖凤凰食。一朝蒙雾露，分作沟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岂有他缪巧，阴阳不能贼。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在诗中，他列举了中国古代诸多忠直臣子：春秋齐国不畏死亡直书权臣弑君的太史兄弟；春秋晋国不畏权贵直书历史的董狐；秦末在博浪沙行刺暴君秦始皇的张良；西汉出使匈奴被扣多年始终不背国的苏武；三国时大义凛然的巴郡太守严颜；西晋时以身蔽帝的侍中嵇绍；唐朝“安史之乱”抗击逆贼于睢阳的守将张巡；唐朝宁死不屈临死大骂胡贼的常山太守颜杳卿，等等。接着，笔锋一转，他又列举怀有高洁心志的古人数名：东汉末年避乱辽东不肯同流合污出仕的管宁；誓讨篡国贼的诸葛亮；西晋击楫中流、一心收复国土的祖逖；不肯与朱粲同流合污的唐臣段秀实——所有这些仁人志士的品德、志气，如同支撑天地的道德巨柱，是人生天地之间的根本所在。
所以，虽然是阶下囚，虽然是失败者，虽然是亡国臣，文天祥一腔精忠之气，千年万世，仍不断鞭策后人，使我们在这一代完人的悲歌慷慨之中，感受到我们伟大民族悲壮、雄烈的人格力量。
在《正气歌》的序中，我们可以想见那间囚室冬冻夏蒸、秽气逼人的酷劣环境，而这位先前过惯了奢华生活的美男子能如此安之怡然。这让笔者想起另外一个人，明末的大叛臣洪承畴。他刚刚被清兵生俘时，也曾想学文天祥，为国死节。可是，窥视他的满人从他在牢房中掸扫衣上尘、坐立不安的举动中，认定他不能守其初衷。果然，劝降之下，生性有“洁癖”的洪大人最终没能做成“忠臣”。其实，有无洁癖并不重要，最关键的是心里是否有“洁癖”，是否存有那股冲天而上的“正气”。
同样是朝廷重臣，同样是读书人出身，同样有过奢华放纵的青年时代，“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生死之际，人格高下立见分晓。
文天祥与洪承畴，只是一念之差！
由于急需治国人才，忽必烈遍访大臣，多数汉人降臣仍推荐文天祥。其实，这种心理也很微妙，似乎文天祥也降了，这些降臣心理上能感觉好过些。中国文人，只要脑袋留在脖子上，就不能不思考“身后事”的问题。
于是，忽必烈派先前以福州献降的王积翁去牢狱，劝告文天祥到新朝为官。
文天祥表示：“国亡之后，我只欠一死。倘若新朝存宽容之心，使我能以道士身份返归家乡，我当可以考虑。如此，他日也可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得备顾问。如果我现在做元朝的官，平生德业，皆一丝无存，新朝又怎能容下我这种反复之人！”
文天祥此时，其实是动了以道士身份回乡重新组织抗元大业的念头。但在形式上，他坚持原则，决意不搞假降真叛那一套。
王积翁倒相信了文天祥一席话，朝会上，他联合十名宋朝降官上奏，请忽必烈允许释放文天祥归乡，并允许他为道士。
留梦炎智商很高，十分忌讳文天祥被释。他闻奏连忙出班，奏称：“文天祥得释，必定在江南搞恢复宋国的大事，到时，置吾十人于何地！”
忽必烈深觉有理，便暂时压下释放文天祥的事情。隔了一段时间，忽必烈觉得文天祥始终不屈，敬佩他的人品，便又想释放他，想以此成就元朝不杀忠臣的“美名”。
朝议时，曾在江西与文天祥打过仗的宰臣麦术丁坚执不可，认为放文天祥就等于放虎归山。
1282年年底，有闽僧上言忽必烈，说是“土星扰帝座”。元朝诸帝皆是大迷信之人，正惊疑间，又有人报称大都以南的中山一带有人造反，自称是宋朝皇帝，拥众千人，声称要进攻大都来劫“文丞相”。
此前不久，为忽必烈敛财的权臣阿合马刚刚被汉人王著等人所杀，元廷内部诸派斗争激烈。在此情况下，为防止宋朝死灰复燃，忽必烈下令把被俘的宋恭帝及宗室人员皆迁于更北的上都。
然后，他招文天祥入宫，亲自做最后的劝降。
望着殿下面容清癯、一身褴褛囚服的文天祥，杀人不眨眼的忽必烈心中顿生敬意，他以罕有的温和语气，劝文天祥说：“汝以事宋之心事我，当以汝为宰相。”
“我文天祥为宋朝宰相，安能事二姓！愿赐我一死，足矣！”文天祥朗言。
忽必烈叹息，仍旧不忍心下令杀文天祥，令卫士押之回狱。
朝廷之上的蒙、汉各族官员皆纷纷上奏，劝说忽必烈把文天祥杀掉，以绝后患。
思虑再三，忽必烈终于同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至大都柴市刑场，从容就义。临刑前，由于多年被囚禁于斗室，文天祥已经丧失方向感。于是，他问观刑之人南方故国方向何在。
得到指示后，文天祥南向再拜，礼毕，索笔为诗一首：
昔年单舸走淮扬，万死逃生辅宋皇。
天地不容兴社稷，邦家无主失忠良。
神归嵩岳风云变，气入烟岚草木荒。
南望九原何处是，关河黯淡路茫茫。
写毕，他对执刀的刽子手说：“吾事毕矣。”
微笑间，大英雄伏首受刑。时年47岁。
大都观刑百姓上万，皆感动流泪。
死后，刽子手发现文天祥衣带里留有一封绝命书：
死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以他鲜血淋漓的头颅，为大宋王朝画上了一个惊叹号！
（来源|《宋辽金夏：刀锋上的文明》 作者|梅毅 天地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