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会堂synagogue一词源于希腊语synagein，含义为集会场所。希伯来语中有三个同义词betha-teflla(“祈祷之家”)、betha-kneset(“集会之家”和betha-midrash(“学习之家”)。在七十士译本中这一词共出现了225次，其中202次明确指的是人的集会、事物的聚集。

在《新约》中除了现在熟知的集会建筑外，还有临时的人员集会与永久的社区场所两种含义。也就是说，会堂最早并不是指某种建筑类型，而是聚集的这种行为活动，进而延伸到举行这种活动的场所与建筑之中。

考古中所能找寻到会堂最早的证据是公元前三世纪埃及托勒密朝的铭文，在希腊化时大约12个类似的碑文和莎草纸。最早的建筑遗存是爱琴海的提洛岛(delos)上的一座犹太会堂，建造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或1世纪中叶。

公元前1世纪左右，犹太会堂在地中海沿岸大量出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和考古资料的数量与范围都令人印象深刻。这个时间点或许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有关，原本许多由耶路撒冷圣殿承担的功能转由会堂承担。

会堂逐渐成为犹太人聚居区的中心建筑。无论是巴勒斯坦地区境内还是散居海外的犹太社区，许多大城市都有会堂建筑存在的考古遗存或文献记录，基本上所有规模较大的犹太社区都有一个犹太会堂，如耶路撒冷、亚历山大、罗马等。

犹太会堂的起源

犹太会堂的起源是今天犹太历史研究中最关键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关于第一个犹太会堂的起源，学界有许多种猜测，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类:第一类，起源于非耶路撒冷信徒对崇拜场所的需求。农村的犹太人需要这些集会场所，因为长期到耶路撒冷朝圣很困难。

具体的产生时间又可以分为:来自于公元前621年约赛亚国王的申命改革。原本献祭的圣殿被转变为进行公众崇拜的集会场所，主要活动有祈祷和歌曲，但不包含献祭。萨夫拉(s.safrai)则认为犹太会堂是从公元前5世纪以斯拉时期的公共托拉阅读集会发展而来的。

第二类，起源于圣殿被毁后的宗教自救行为。公元前586年第一座圣殿被毁之后，被流放在巴比伦的犹太人聚集在一起，进行集体崇拜和教导。在他们回到以色列的土地上后带回了会堂的概念。克拉林(kraeling)认为巴比伦是犹太会堂发展的“先驱和贡献者”。

第三类，起源于定居海外的犹太人对崇拜场所的需求，犹太会堂的结构起源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埃及，它是由散居的犹太人建立的，很可能犹太会堂最早发展于托勒密的埃及。

无论是何种假说，会堂的起源皆是源于普通犹太人对日常崇拜活动的需求其起因乃是宗教崇拜仪式。因此起源可以拆分为两个层面追溯:其一为普通犹太人的日常宗教崇拜仪式的来源，也就是会堂建筑中的仪式来源:其二为会堂建筑的建筑来源。

无论从词源学或是前人的文献研究或是考古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知道会堂建筑以仪式为主因，因此会有着从露天到室内，从世俗建筑到改造为神圣建筑的衍变过程。其前身为某种聚集活动，后进入室内，也就成为了会堂建筑。

容纳此类活动的建筑在选择时没有过多特殊要求，多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具有一定大空间的建筑为主。那么犹太会堂可能不是由某次历史事件某个人创造的新事物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速度运行。

只有在后期阶段，当犹太会堂达到了一定程度，人们才能回头说，一个新的建筑形式被创造出来了，尤其是犹太会堂这类以民间发展为主导缺少官方统筹的建筑。

犹太会堂并不是从某个特定建筑起源发展而来的，相反它是根据特定的需要进化和发展而来的。在希腊化时期，原本的城门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希腊化和后来的罗马城门中并没有配套的房间，通常也没有相邻的开放区域或广场，广场被更改在了十字道路相交的中心。

例如，多尔《dor)的大门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流行了五百年的平房式墙壁，变成了更简单的希腊化风格，没有相邻的开放区域、房间或独立的建筑。希腊化的建筑技术也在希腊化的撤玛利亚塞巴斯特(samaria-sebaste)小镇得到了证明，到公前一世纪，希律王在塞巴斯特(sebaste)和凯撒利亚(caesarea)都使用了这种希腊化的大门。

当圣经时代的城门从复杂的城市活动中心变成一个简单的纯功能性的出入口，原本在城门附近的活动也就搬进了建筑之中，最终成为犹太会堂。犹太会堂的出现并不是任何特定事件或危机的结果，而是在波斯和希腊化时期的逐渐发展而成的。

当然，在没有圣殿的囚居时代，这类不需要圣殿的宗教活动被不断强化，但并没有承载于某一种特定的建筑形式内。因为缺少强有力的统筹，其衍化上也就具有很强的地域性，这也造成了罗马-拜占庭世界的犹太会堂没有统一的标准。

犹太会堂的类型

犹太会堂建筑作为当地教会宗教和社会活动的集会场所的功能决定了其建筑平面。最常见的结构包括一个大厅，由支撑柱分隔成中殿和走廊，内墙上有长椅。对于犹太会堂建筑的分类，人们的意见差别很大。

阿维~约拿(avi-yonah)提出了三种犹太会堂平面:第一类为最早的最早的加利利和戈兰型，可以追溯到公元2世纪到3世纪，立面有装饰和内部有可移动的木制托拉神。第二类是过渡型，从公元4世纪和5世纪，这种风格也被称为“扁室”。

特点是面向耶路撒冷的墙壁上的固定托拉神龛。第三类是新型，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到8世纪，其特点为有一个基本的平面和贴满马赛克地面的走廊。但在一个特定地区的犹太会堂有特定的特征，重点在于地区而不是时间上的衍变。

不同的建筑风格也证实了不存在普遍或统一的犹太会堂平面。但从考古遗址来看，会堂具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其放置托拉的神龛总是朝向耶路撒冷方向。因此当我们抛除其建造技艺与装饰等区别，重点放在平面上时，可以根据其相对于耶路撒冷的位置将会堂简单分为耶路撒冷以北、以南、以东、以西四类。

公元70年以前的早期犹太会堂的重点在于建筑正中心的比玛，也就是阅读托拉的平台。比玛是整个建筑的焦点，围绕比玛周围布置有柱子和台登。柱子与台登环绕簇拥这比玛，确定了其绝对的核心地位。

在这个基础上，其余部分的安排就显得非常随意。如柱子可以为四颗，也可以为六颗、八颗等。台登在墙体修建好后再进行安置，安置位置也不甚在意，遇遮挡就断，更多地体现出实用主义的朴素思维。入口也没有明确数量与朝向规定。

此时尚未形成会堂这种新的建筑类型，可能只是当地人依照熟悉的民居或公共建筑建造的。在目前出的8个会堂遗址中除奥斯蒂亚会堂与百农会堂外，另外6处都没有发现在后世会堂中的至圣所，也就是存放托拉的神龛或壁龛。

伽玛拉会堂、抹大拉会堂与希律德会堂是较为标准的早期会堂平面样式。房屋正中心放置阅读托拉的木质比玛，四周再分别环绕以柱列、台登，转折处的角柱可能使用心形柱。空间形式是非常简单的以比玛为中心的单一空间，没有如同耶路撤冷圣殿那样的三重空间组合。

这8处的入口方位也没有统一标准，如伽玛拉会堂入口位于西南侧，抹大拉会堂则是西北侧，而马萨达会堂面向东南侧，但仍有部分共性，提洛会堂、希律德会堂、马萨达会堂、奥斯蒂亚会堂和迦百农会堂5处有朝向东侧的入口。

其中较为特殊的当属迦百农会堂，在主要入口朝向南侧的同时，仍在东侧设置了入口，并在东侧入口外建造有几乎与会堂本身等大的院落。这或许反映了早期会堂虽然不是官方认可的宗教建筑，但建造者仍然试图向《圣经》中神圣空间靠近。

犹太会堂中的宇宙象征

宾德(binder)认为犹太会堂实际上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延伸，因为礼拜、建筑、艺术和仪式早期的犹太会堂中都有采用。犹太会堂都模仿圣殿作为圣地，使犹太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参加圣殿仪式之中。

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单一宗教文化体系中包括圣殿和犹太会堂。犹太会堂在安息日和假日期间是祈祷和阅读圣经的场所，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区依靠举行这些仪式间接参与到圣殿的仪式之中。在第二圣殿后期，犹太会堂就发展成为了一个提供当地的公民活动机构。

但从早期犹太会堂来看，会堂建筑并没有很强的圣殿特点。圣殿是以至圣所为核心的径向空间，而会堂是以比玛为核心的向心空间。会堂中甚至没有神龛，虽然这一点可以用不允许偶像崇拜来解释，但在有托拉神龛的会堂中，神龛也不处于核心地位。

也就是说虽然后期的确存在如宾德所言的圣殿与会堂两种体系，但在早期会堂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具有强烈宗教象征的建筑。

这两个机构在本质、功能和组织上是不同的，但没有竞争关系:耶路撒冷圣殿固定在圣殿山之上，由牧师管理，主要功能是献祭和仪式，在犹太宇宙中是世界的中心，天地的基石，上帝的居所。犹太会堂可以在任何地区建造，由本地村民而非牧师主持的社区机构在犹太会堂里阅读托拉是常见的习俗。

两者关系的转变来自于第二圣殿被毁之后。随着圣殿的破坏，并无法重建的背景下，会堂需要逐步开始承担原本圣殿所承担的功能成为当地的礼拜场所和社区中心。在第二圣殿被摧毁后的一段时间，托拉神在后来的建筑中获得了不同的地位，犹太会堂才成为正式的宗教机构。

早期犹太会堂做法自由，宗教含义不强烈，因此其中的宇宙观象征更多地来自于承担集会功能的民居等建筑本身的宇宙观含义。自第二圣殿被毁后，建造者也有意在会堂增添更多的原本在耶路撒冷圣殿中才具有的宇宙意向。

例如原本的中心从比玛转移到托拉神中，在北方的加利利地区和戈兰地区神的布置仍较为简单，而距离耶路撤冷较近的南犹底亚地区的神龛有了单独的空间。向心空间也开始转变为类似于耶路撤冷圣殿的径向空间。在空间元素上，也模仿耶路撤冷圣殿的三重空间，在建筑本体外添加入口院落，和具有净化作用的洗礼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