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提莫西·贾顿·艾什
编译/苏菲
欧洲分裂了吗？
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提莫西·贾顿·艾什（timothy garton ash ）是欧洲史专家，他在新一期《纽约书评》（2017年1月19日）里，一口气评论了好多本关于欧洲研究的新著，简直可以视作一份欧洲史2016下半年新书书单，这里不妨一一罗列：《1989年以来的欧洲：一部历史》（europe since 1989: a history，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欧元：作为通货如何威胁欧洲的未来》（the euro: how a common currency threatens the future of europe，诺顿出版社，2016年8月）、《欧洲困局》（europe entrapped，polity出版社，2016年10月）、《欧洲陷阱：泡沫、预算与信仰》（the euro trap: on bursting bubbles, budgets, and beliefs，牛津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等。
艾什说，如果让他在欧洲史上选一年把自己低温冷冻保存，他会选择2005年，那一年是作为欧洲人很快乐的一年：苏东解体后的很多国家加入欧盟，欧洲中心主义者终于实现了1989年以来的“欧洲梦”；欧洲议会批准了《欧盟宪法条约》，欧洲一体化进程触手可及；因为申根签证，可以从一个欧盟国家轻松旅行到另一个欧盟国家，不用担心护照也不用担心兑换钞票。——之后的历史你知道的，2016年，英国脱欧了，欧洲从光明跌入黑暗。
套用李零先生那句“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这一切都酝酿于禁忌又奔涌的七十年代”的结构，在艾什眼里，为欧洲2016年僵局埋下种子的是2008至2009年。这一时期，发端于美国的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到欧洲，为由三个更大危机构成的时代埋下祸根：资本主义、民主和欧洲一体化。
和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把自己冷冻在2005年的浪漫设想无法掩盖艾什对现实的忧心忡忡：欧洲已经糟到“没有时间冷冻自己”来逃避问题了。他呼唤人们团结起来，反抗日渐壮大的“特朗普民粹主义”（trumpismo）：首先，搞清楚“后柏林墙时代”（1989—2005）以来，相信经济和社会自由主义的人到底犯了哪些错误，把原本属于自己的选民推向了特朗普主义者那边，导致特朗普主义者能够威胁到国内国外政治的基石。而找到病因之后，秉持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左派和右派需要团结起来，用切实可行的政策，用能够为民众所理解的语言，赢回选民。
后奥巴马时代的辩护
奥巴马卸任之际，the long game的繁体中文版出版，译《美国该走的路：欧巴马如何抗拒华盛顿的政治恶斗，重新定义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八旗文化，2017年1月）。该书作者德里克·乔列特（derek chollet）曾在白宫和五角大楼担任要职，作为学者型官员，为奥巴马这位被批评为“美国历史上最怯懦总统”辩护。乔列特以“长线博弈”战略总结了奥巴马精神，从局内人的角度，“详尽说明了美国政府在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俄罗斯、乌克兰的表现。尽管奥巴马不见得都同意这些政策，但他能忠实呈现这些政策背后的思维，并针对常见的批评做出回应。”
伴随着奥巴马卸任的是第一夫人易主。《米歇尔的意义》（the meaning of michelle: 16 writers on the iconic first lady and how her journey inspires our own，圣马丁出版社，2017年1月）是一本只有240页的小书，却排在了亚马逊政治传记类的第一位，连桑德斯的传记都卖不过她。该书由16位作家的文章结集而成，大家各自表述了米歇尔为什么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第一夫人。有一个观点蛮有意思，罗格斯大学的助理教授布列特尼·库珀（brittney cooper）说，很多白人女权主义者都希望米歇尔能够像脸书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那样“向前一步”，米歇尔却坚持把自己定位为辅佐“三军统帅”的“妈妈统帅”（mom-in-chief），这真的让很多黑人女性格外开心，她用具体的行动改变了外界对于黑人妈妈“懒惰又粗心”的刻板印象。
批判理论在关心什么？
或许因为新年假期的缘故，批判理论博客（critical theory）在2016年12月31日才更新了“12月出版的6本批判理论著作”，包括《德勒兹遇见卢克莱修》（the deleuze-lucretius encounter，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怯场症：焦虑的现象学》（topophobia: a phenomenology of anxiety，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16年12月）等。比较有话题性的是以下两种：
东伦敦大学数字与传播专业准教授托尼·桑普森（tony d. sampson）的《集成大脑》（the assemblage brain: sense making in neurocultur，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站在了多个学科的交叉点上。
炫目的神经科学，是那种为数不多的一出生就风华正茂的学科。随着脑科学的触角深入到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等多个领域，“神经文化学”这个新概念问世了：它野心勃勃，想在个体选择及其导致的道德后果领域走得比任何时代都走得更远。
也不同于以往科学和哲学对大脑的既成理解，《集成大脑》试图用一个新的概念揭示感知产生原因。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基础上，辛普森呼唤一种跨哲学、科学、艺术与政治学科运作的激进理论。以此愿景为出发，该书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能把大脑怎么样？”“大脑能怎么样？”辛普森回顾了神经科学在电脑、市场营销及提高学习注意力等方面的例子，展示了大脑被优化的种种可能。他更试图超越神经科学的框架，为原主体性开拓新的可能，并乐观地认为，生物与文化这两种领域之间的区隔，因为对大脑作为集成体的理解，焕发了重新融合的可能。
克莱顿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阿历克斯·肖特威尔（alexis shotwell）在《反对纯粹：妥协的时代，如何过有德性的生活》（against purity: living ethically in compromised times，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16年12月）中，试图挑战政治哲学与伦理对“纯粹”概念的传统理解。
2016已经向人们证明了世界可以糟糕到什么程度。远离混乱当然可以给我们某种自以为是的安全感，但这不是终极解决方案，现实证明，独善其身一再通向失望。或许更好的方案是理解复杂性，理解那个我们不愿意正视但实际上对个体而言生死攸关的暗面。《反对纯粹》提出，如果我们想真正了解殖民、疾病、污染、环境变化这些问题的历史与未来，除了抛弃对纯粹的渴望转而直面复杂的现实，别无选择。
肖特威尔的“反对纯粹”意味着从来没有可能回到原生状态，不论是精神上的伊甸园，还是各种神奇改良剂承诺的身体上的轻盈，还是所谓的前种族状态，不存在没有奴隶制、强制劳动、殖民、种族灭绝及其可能的历史。如果没有和复杂的痛苦建立联系，我们的衣食住行和能量供给都无从保障。
是时候重估“纯粹”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并不意味着干净，从来没有什么重新开始。但像所有喜欢批判理论的人一样，肖特威尔相信，从来都有希望的资源，所以从来都有新的未来。
这个时代还需要编辑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未来。《卫报》在2017年1月7日发布年度文学月历，新一年里，有关编辑、出版的英文书至少有两种：《伦敦书评》资深文学编辑卡尔·米勒之子写的父亲回忆录《父亲们》（fathers），将于3月由cape出版；同一个月，编辑亚德里安·爱迪生的《每日邮报史》也将出版。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也在历史。传奇编辑戈特里布的自传《热情读者》（avid reader，fsg，2016年9月）好评不断：《华盛顿邮报》“2016年值得关注的非虚构”；彭博“2016最受欢迎的书”；《国家评论》“2016年最佳图书”……而2016年也是一个关于编辑出版的书不断出版的年份，像以往任何一年一样。比如，在《滚石》《君子》《体育画报》都供职过的资深编辑麦克唐纳（terry mcdonell）的《不期而遇》（the accidental life: an editor's notes on writing and writers，克瑙夫出版社，2016年8月）；由马丁·艾米斯谈索尔·贝娄、拉什迪谈希钦斯等文章结集的《名利场作者谈作者》（vanity fair's writers on writers，企鹅出版社，2016年10月）；厄普代克等人作品结集的《〈纽约客〉1960年代故事集》（the 60s: the story of a decade，蓝登书屋，2016年10月）。
不妨用《热情读者》里的一个故事为这部分的答案做注脚。以阅读为信仰的戈特里布，从小就眼高于顶，在他眼里，除了哈佛以外的大学都不算大学，除了艾米莉·勃朗特以外的勃朗特都不算勃朗特——如此傲娇的人，当《国家》杂志盛赞他为编辑约翰·契弗日记做的工作时，他却说出了这段话，“他说‘自《天使望故乡》以来还没见到过这样出色的编辑工作’。我想我这一代的任何编辑，不论多么谦虚的编辑，都无法抵挡这样的夸奖：《天使望故乡》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虽然去世已经70年，仍是编辑传奇中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