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大事儿2012 豆瓣评分：0

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奋斗历程，有着9500多万名党员，在一个14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面临的执政环境错综复杂，“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越是取得成绩，越要保持冷静清醒。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告诫全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

从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中管干部案件看，不少人在党的十八大乃至十九大之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充分说明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党员领导干部如果没有树立起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容易在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和围猎中败下阵来，铸成大错。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我自己反思，理想信念是不能动摇的，初心不能忘记，要警钟长鸣，这是我血的教训。

周江勇，党的十八大之后，曾在浙江省舟山市、温州市、杭州市多地担任一把手。2021年8月，在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任上被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立案审查调查。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从周江勇的案子来看，确实是反腐败永远在路上。周江勇作为在十八大以后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担任一把手的时间比较长之后，慢慢地就被权力腐蚀了，绝大部分金额是在十八大以后收受的。

浙江是市场经济活跃地区，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搞“一家两制”的问题，周江勇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他和弟弟周健勇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利用公权力为弟弟经商提供帮助。他的弟弟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却并不安于立德树人本职，内心羡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2006年，他就兼职办起了一家化工企业，起步地点就选在了周江勇当时担任一把手的宁波市象山县，原因不言自明。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想办公司，就因为有周江勇，他有这个权力，我就找了周江勇。其实从这一天开始，就注定我要跟他发生关系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弟弟要经商办企业，给他介绍一家企业去合作。就是因为我牵过那个线，然后就慢慢地……这是祸根。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象山县当时他（是）县委书记，找了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出资金、土地、设备，他弟弟就出这个技术，所谓的技术。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攫取的第一桶金，就建立在权钱交易的基础上。这家民营企业在周江勇授意下，和周健勇“合作”开办了宁波翔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所谓“合作”其实只是幌子，很快翔润石化公司变成周健勇独立承包，但依然长期免费使用这家民营企业的土地、厂房和设备。通过免除租赁使用费的方式，多年来这家民营企业向周江勇兄弟输送利益达700多万元。与此对应，周江勇则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这个租金一直没付过，有这个关系在，也就让我用了，离开周江勇，他会吗？人家不会的。

周健勇经商办企业，其实既没有资金基础，也没有技术优势，更没有经营才能，但他却有恃无恐，一心认为能依靠哥哥做大做强。他继而又和同乡周文勇等人以“合作”名义开办了第二家企业：永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周健勇占股40%，实际上他应付的注册资金和增资款共计1400多万元，全是周文勇代他支付的。这些老板之所以愿意出巨资和周健勇“合作”，目的也是想攀上周江勇这个靠山。

周文勇（涉案商人）：周健勇来找我，希望的是我能够帮他付这笔款子，还给了我承诺，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周江勇也会帮忙的。这样找一个靠山一样的，那我就答应周健勇了。

周江勇也的确不遗余力，为弟弟的关联企业充当靠山。他不仅在企业经营方面提供帮助，甚至干预司法，帮助永润公司在环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处罚。2014年，永润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违规将炼油后的废渣交给没有资质的企业“处理”，实际就是运到山东倾倒在了农田里。山东警方正式立案，追溯源头查到了永润公司。周江勇为了让弟弟的公司获得轻处理，于是利用职务影响力，抢夺案件管辖权，让宁波当地警方立案调查。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也是利用我的权力帮了他，本省来处理好一点，不采取刑事措施，能够采取行政罚款等等形式解决，等最后能够把它大事化小，早点了结。

周健勇投身商海，也给了各路商人顺理成章利用他围猎周江勇的机会，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史时红就是其中之一。

史时红（涉案商人）：周江勇那时候刚刚调到舟山当市长，年轻有为。我们也是想通过周江勇帮我们解决一些工程上的问题，他后续官可能更大，能帮我们承揽一些工程项目。周健勇经常也是跟我们说说大话，感觉他哥哥前途无量。

史时红主动找关系结识了周健勇，周健勇也就通过哥哥帮史时红承揽工程，兄弟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再投入家族企业作为资本。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周江勇先后在涉及舟山、温州的多个项目中，按照周健勇传达的请托，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所送的钱财，总计金额达9000多万元。

史时红（涉案商人）：以借款形式借的，但是没有借条。对我们来说呢，反正这个钱当好处费都给他了。关键还是周江勇，无非就是说，我通过周健勇把这个钱给他们两兄弟，一个渠道而已。我其实是想给周江勇，那周健勇能起什么作用？还不是周江勇在办事情。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他已经给我了9000多万，这个钱他也没叫我还过。实话讲，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想要还。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最终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都由我而起，没有我的权力，他 （周健勇）什么都不是，没有我的牵线，他什么也干不了。

周江勇担任舟山市委书记，已经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他却自认为能通过设置“防火墙”来规避监督。在收受史时红贿赂的过程中，他本人和史时红从不接触，都是通过弟弟作为桥梁。史时红的公司也不是直接拿项目，而是先和周健勇找到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承诺帮他们找周江勇拿项目，事成后将部分工程交给史时红的公司做。周江勇为一些大型央企国企拿工程，也显得名正言顺。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我弟弟来打的招呼，也是央企、国企。顺理成章地，这么多的国企央企（我）都在见，见了以后，他再跟其它的企业去联系，从央企、国企那里边去分包、转包这些（项目）。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觉得自己是有一个很好的幌子，我是推动经济发展，我是关心支持大企业。完了之后，他实际上背地里，他弟弟又在这里通过这种方式拿好处，所以他认为不容易暴露。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周健勇也希望搭上这班车。2017年，他在宁波和人合资创办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是一家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实核心资源还是他哥哥周江勇的权力。通过周江勇打招呼，优城联合与宁波地铁进行合作，第一笔业务就拿到了宁波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统筹权。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这是资源问题，技术也不那么难。移动支付，就是外面买菜都已经能用了。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帮助批一批，这个是我打过招呼的。他之所以能拿就是因为我是领导干部。

曾克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移动支付业务的统筹权才是最关键的，至于兼容的技术方案，完全不是所谓的高新技术。如果没有他哥哥打招呼，他是绝对拿不到这个业务，他也不会享有这个统筹权。

2017年2月，周江勇调任温州市委书记，2018年，周健勇通过他打招呼，优城联合获得了温州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部分项目。2019年周江勇调任杭州市委书记，2019年11月，优城联合公司又作为大股东，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进一步拓展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周健勇也热衷于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是推销高新科技概念，实际是兜售周江勇的权力。一些企业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江勇则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健勇（周江勇弟弟）：从公司来入股的角度上，（股价）高肯定是高的。当时我心里也有这样想，你们一定也知道我是周江勇的弟弟，所以我开的价可想而知。你们利用我，我不反过来再利用你们吗？

你利用我，我利用你，利益输送背后的实质，是权力与资本的交易。领导干部用公权谋私利，自然让干部群众反感。巡视和信访渠道都陆续收到了一些关于周江勇弟弟经商问题的反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由此展开核查。在严肃的审查调查面前，只要存在权钱交易行为，不管如何掩盖，实际都难以遮蔽。

周江勇（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从我的这个案件来说，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

周江勇出身农家，在组织的培养和自身的努力下，一步步成为副省级干部。本应珍惜难得的事业机遇、时代机遇，但遗憾的是，他却在职务提升过程中，渐渐任性用权，背离了初心。担任杭州市委书记期间，周江勇曾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这是一个能干事的时代，这是一座能干成事的城市，能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城市工作，是我们每个干部的无上光荣，也是对我们每个干部的重大考验。而他自己，实际上却没能经受住考验。

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一些人手握公权力，却不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而是为自己谋私利 ，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不仅毁了自己的人生，也影响党和国家事业。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对权力的监督，必须不断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探索出一条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进行自我革命，实现自我净化的有效途径。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把监督对象从党员、干部，拓展到所有公职人员，体现的正是党中央加强对公权力全面监督的决心。

2021年6月，一场司法拍卖引爆网络热议。当时，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拍卖一桩贪污案件的涉案财物，其中有一张青眼白龙游戏卡，它是一款网络游戏的纪念品，没有任何实际功能，但因为全球限量发行500张，市场价约10多万元。没想到开拍才半小时，竞价就被抬到了8700万元。虽然这只是网友抱着凑热闹心态胡乱出价的结果，无人真的买单，导致流拍。但这张游戏卡和它曾经的主人张雨杰，却由此吸引了社会高度关注。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赃款买的，当时我买的时候也是花了5万多。小时候就关注这个东西，算是当时童心的一个念想，就买回来了。

张雨杰是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2020年3月被留置。他的具体工作是在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窗口接待市民，收取买房托管资金，填写托管协议，开具银行存款凭证和资金托管凭证。经调查，他在2016年到2019年三年多时间里，采取收款不入账、伪造收款事实等方式，陆续侵吞公款竟达6900多万元。

方扬清（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他感觉到，今天网络游戏我买了一身装备，我很潇洒地在那上面打了一个通关，那我的人生价值就实现了。没有把工作，没有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理想。然后又把他放在一个轻而易举可以得到钱财这样一个岗位上去， 说不出问题那才怪。

和传统腐败案件相比，这一案件的涉案财物显得很特别，有许多游戏装备，而他之所以产生侵吞公款的念头，就和玩网游有关。2016年的一天，一名买房人带着几万元现金来办理资金托管。由于按规定只能刷卡付款，张雨杰就先为他办理了手续，将现金存到自己卡里，打算第二天帮他刷卡支付。谁知当晚打游戏时，由于充值买装备，控制不住把这几万元全花光了。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充着充着充着，充到卡显示余额不足了。刚开始是属于最害怕的一个时间，那我就慢慢攒一下，我先还，当时是这样想的，结果一直就没人发现。这个时候就开始觉得，一直没人发现，那我再弄一点儿，应该也没事儿。后面就是真的就跟雪崩一样，根本停不下来。

让张雨杰欲罢不能的，是充值后完全不一样的游戏体验。在网游世界里，只要肯花钱，就能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者。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一直以来也没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过，自己比别人有能力，或者厉害过。这个时候一旦第一次出现了这么一个情绪之后，就会发现这感觉让人上瘾，现实中体验不到的一个虚荣心以及攀比心。

张雨杰靠不断充值买顶级装备，登上了一款网游某赛区的排行榜榜首。他沉醉于在虚拟世界里用金钱买到的成就感，继而发展到在现实世界里，也用金钱来满足各种欲望。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一个就是玩游戏，这是一部分，然后更大的一部分，基本花在了自己跟女朋友消费上面。开始消费之后，我发现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消费欲望，后面那个金额你都还不上了。这个时候破罐子破摔的心态就又出来了，就觉得反正没被发现，那就先这样吧。

调查发现，张雨杰贪污的近7000万元，到案发时几乎挥霍一空，花在游戏上的还是少数，大多数用在了各种高端消费上。他先后结交了三位女友，为她们购买各种奢侈品牌的服饰、手表、首饰，到各地旅游，一起体验各种奢华享受。海南一家酒店最贵的豪华海底套房10万元一晚，张雨杰和一名女友在这里就连住了四晚。他自然不会告诉女友，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就是说我是从事房地产方面工作的，也不算说岔了什么的，因为确实在房地产方面工作。

黄安明（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很长一段时间，你看他白天在滁州上班，他其实住在上海。每天晚上下班之后，从滁州坐高铁到上海。（在上海）租了一套房子，租金是3万8一个月。早上再坐最早的一班高铁到滁州来，到单位上班。（想到）上海的整个繁华，他就不考虑单位的这些事情了，也不考虑贪污这个钱的事情了。

只要没钱花了，张雨杰就再次向公款伸手，三年中总计贪污公款400多次。他并非没有想过有一天会暴露，但却无法自控。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心里面一直都是不安的，但是花钱的时候，那个属于欲望吧，把不安给它压住了。经常性地梦见自己坐警车上，然后前面几个人盯着你，一醒来发现没什么事儿，继续用消费麻痹自己。

在近年查处的公职人员违纪违法案件中，财务人员是易发高发人群之一。他们虽然级别不高，但经手大额资金，如果自身又受到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影响，就容易抵挡不住诱惑，引发违纪违法行为。这个时候，单位的管理责任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监督制约到位，没有可乘之机，也能避免或减少问题的发生。但遗憾的是，在张雨杰案件中，单位的监督管理却层层失守，暴露出多方面的问题。

方扬清（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暴露出来的相关人员失职、 渎职的问题，确实是令人触目惊心。如果有人给他拉一把，或者说有人发现过，“哎？小张，你今天填的这个小票是怎么回事儿”哪怕给他提一个醒，他可能后面就没有了。但是很遗憾这些因素都没有出现。

经调查，滁州市从市房产交易主管部门到不动产登记中心、交易管理科，都存在失职失责。按照滁州市2011年出台的相关制度，资金托管窗口必须岗位分设，一人收件、一人审核、一人办理凭证，相互监督。但不动产登记中心却从未按制度执行，从主要领导到科长，甚至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项制度。

周立凯（时任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受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处分）：我不知道这个制度，后期查的时候查到过，但是这个相关东西从来在中心里面 ，在单位里面没有执行过。

资金托管机构的职能，是为二手房买卖双方提供一个中间的第三方资金托管平台，保障交易安全。买房人将房款交到资金托管机构，进入资金池，经审核交易手续完备，再从资金池放款到卖房人账户。收款、审核、办理凭证，全是张雨杰一个人一条龙操作，给了他可乘之机。他的贪污手法其实极为简单。

方扬清（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张雨杰整个贪污的手段，就是用虚开凭证，这个钱实际上没有打到我们规定的二手房的池子里面，是打到他的账户上去了。

由于滁州市每年二手房交易量不小，资金池里常年有进有出，张雨杰从中侵吞一部分，缺口不那么容易显现。但其实，只要将进账和出账认真比对，并不难发现问题。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这个漏洞说白了其实很好堵，只要你真的想对的话，基本上不用半个小时你就对出来了。

然而，不论是科室会计，还是各级负有管理职责的人员，都全无风险意识，麻痹大意，连基本的对账都没有认真做过。此外，按照制度，放款之前，全套资料必须经房产交易管理科的副科长、科长，不动产登记中心分管副主任三级审核、三级签字，但实际也变成了只签字不审核。

赵元（时任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交易管理科副科长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五年）：我们没有核对进账这一块，也就是个形式上面看一看，还是工作的责任心，那个时候，我们确实也没怎么太多想。

方扬清（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副主任，甚至就自己主动讲，我不审，而且要求交易管理科的科长，你也不要审了。他认为这种审核没有意义，自己就把规定给否定掉了。就因为你制度不执行，给张雨杰留了这么大一个空子给他钻。

案发后，滁州市监委在调查中发现，资金托管账户财务管理极其混乱，大量原始资金凭证、会计资料都已丢失，历史账目极不健全，一个管理大量资金的部门竟然是这种情况，令人震惊。早在2016年8月，国家住建部、发改委等七部委就联合发文要求各地主管部门对二手房资金的监管情况、监管制度要进行检查评估，滁州市主管部门却只是下发文件要求各单位自查。

范恒军（滁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没有去到下属单位检查评估，账目不健全，或者岗位分设的制度执行不到位，都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督促整改。如果按照要求去做，这个问题应该及时就暴露出来了，也不会至于造成这么大的问题。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单位管理的极度缺失，张雨杰才敢于一再铤而走险。2019年，他打算结婚，便以女友名义购买了一套二手别墅，没交一分钱房款，利用职务之便虚开了一套资金托管手续，购房款就从资金池里支付了。随后，他就从单位辞职了，幻想或许能就此逍遥法外。他没有想到，人算不如天算，竟然是因为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他的行为迅速暴露了出来。

黄安明（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2020年3月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交易全部停止了。本来那个资金池是一边进一边出，疫情来的时候只出不进了，不停地出到最后，然后银行的账户就没有钱了。

资金池空了，却还有近7000万元待支付的资金缺口。经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张雨杰。2020年11月，张雨杰被判处无期徒刑。

张雨杰（安徽省滁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原工作人员）：联想一下自己，我信任别人，那么别人辜负我的时候，那种受伤感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是意识到给老百姓以及给政府的形象带来了什么，恨自己，为什么抵不住诱惑，也都是我的过错，挺对不起的。

而需要深刻反思的，绝不仅仅是他个人。被挥霍的巨额资金大部分难以追回，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调查认定，各级共19名党员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负有不同程度责任，都被追责问责，其中交易管理科科长、副科长更是已构成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方扬清（滁州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他个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组织上更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个损失是非常巨大的，教训非常惨痛。

腐败问题不是朝夕形成，激浊扬清也绝非一日之功，只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强化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才能渐渐培育养成。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监督之网越织越密，惩腐之剑越磨越利。党的十九大以来，截至2021年10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对205.6万名党员作出党纪处分，对54万名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公职人员5.6万人。

反腐败高压态势下，腐败手段也在变异，隐蔽性进一步升级，为正风反腐工作带来新挑战，这些都考验着正风反腐工作的决心与意志。反腐败斗争不能退，也无处可退，必须不断地、永远地吹冲锋号，坚定不移向纵深推进。

韩晋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室副主任）：有一些人心存侥幸，认为自己一些行为不会被发现，但事实上方式不管再怎么翻新，只要是腐败行为，都逃不出恢恢法网。

2020年3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严重违反党的多项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予以开除党籍和公职处分，移送司法机关。2020年12月，法院判处张琦无期徒刑。经查，他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土地开发、项目承揽、工程推进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受贿达1.07亿余元。张琦收受这些钱物时，就试图通过看似合法的手段和繁复的花样来逃避监管。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我非常地后悔，我觉得在这一些问题上不能侥幸。我自己没想到，我会落到这么一个下场。

张琦是1988年在“十万人才下海南”的号召下，辞去安徽老家的工作来海南发展的，当年20多岁的他也曾满怀激情，希望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他从基层做起，几十年里一步步晋升，历任儋州、三亚、海口多地市委书记，却也在权力增长的过程中，渐渐丢失了当年闯海南的初心。

刘立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的（受贿）金额是1.07亿元，发生在他任省部级干部之后，就是2014年之后的，大约是1.01亿元。从他的从政经历来看，也曾经是一个有为青年。当了省部级干部以后，大权在握，这个时候完完全全忘了我是谁？为了谁？

党的十八大之后，张琦明知中央正风反腐的坚决态度，却克制不住权力套现的欲望，试图通过周密设计来规避监管。在权钱交易对象上，张琦专门筛选那些企业不太大，跟他交往时间长的老板，认为这样能降低风险。在权钱交易途径上，张琦受贿的1亿余元中，本人直接收受的不到200万元，其余都是通过妻子儿子来收受的，而且拿“经营投资”当幌子，张琦的妻子钱玲早年就下海经商，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明令禁止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张琦安排妻子表面上和公司撇清关系，实际上藏身幕后控制。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我让她不要办公司了，实际上她是转给别人，她还在操作。

赵军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张琦的妻子钱玲与张琦，可以说是典型的前店后厂。（他）为老板、开发商谋取利益之后，找合适的机会，把他的家人介绍给老板，然后老板也是心知肚明，给他进行利益输送。

在权钱交易具体手段上，张琦则用各种貌似合法的外壳来包装。他担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启动一条主干道的景观提升工程，这个标的额数亿元的工程，中标企业董事长张海林，正是和张琦有利益往来的关系户。一方面，张琦让妻子在“炒股”、“理财”等貌似合法经济行为包装下，从张海林的企业收受上千万元贿赂；另一方面，他则通过表面合规的招投标程序，来掩盖收钱为张海林批项目的实质。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我在那儿，他就做两个项目，一个东岸湿地公园，一个是这个路的改造。表面上是招投标的，实际上张海林有一次，来找我老婆，要约我吃饭，来讲的这个事。我就跟他说你去找谁，招投标，走个形式。

除了妻子，张琦还将儿子张岩也拉进了权钱交易之中。张岩早年留学加拿大。2012年，张琦出国，参加了儿子大学毕业典礼，并让儿子首次收受了陪同前往的一名老板送上的“生活费”。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我对家里管得也很少，特别是对我那孩子有愧疚心理，我就说要帮他一下，跟我一块出访的一个老板就主动提出来说给他10万加元。我当时还自欺欺人地说，跟儿子说，你将来还给他，工作了以后还给他。

刘立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这个老板当着他的面，给了他儿子10万加币。在他儿子心目中的形象，你是公职人员，应该和这个老板保持这种亲清的政商关系。他自己用自己的行动，实际上就破碎了儿子对他的这种期望。

在儿子大学毕业走向社会的十字路口，张琦用自己的“示范”，给儿子上了人生第一堂贪腐课，也由此将儿子带上了一条违纪违法的不归路。张岩回国后提出想做生意，张琦就介绍各路老板给他认识，并再次向老板“借款”给儿子作为本钱。海南建丰旅业开发公司实际控制人罗海强就“借”给了张岩3000万元。作为回报，张琦为罗海强的企业在推进征地拆迁上提供帮助。这些所谓的借款，自然都没有还。张岩很快就习惯了倚仗父亲不劳而获，也开始主动向老板索要。他往返于中国、加拿大之间，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妻子也好，儿子也好，始作俑者都是我，管家治家的失败，也是失教。

刘立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儿子也是有样学样，在加拿大生活期间，跟老板索要钱财， 要几十万加币购买豪车，没几天这个车撞了，又去跟人家要十几万加币去修车。

张琦还让海南恒瑞实业开发有限公司老板陈学辉出资，在海口和深圳为儿子购买了两套房产。深圳的这套海景房，购买价格就达到3500万元。张琦则利用职权，帮陈学辉的公司在承揽项目、解决土地纠纷等方面提供帮助。为了掩人耳目 ，房产一直放在陈学辉公司名下不办理过户。2019年，张琦感到组织在调查自己，又安排陈学辉多方进行掩盖。

马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这个房产的钥匙，是掌握在（张琦）儿子手里面。他为了躲避调查，就把这个门锁就让陈学辉换掉了，另一方面要求陈学辉，要求把这个房子重新装修，安排陈学辉的下属住进去。这样的话，就证实这个房子不是他的。

张琦和一些老板长期结成深度利益捆绑关系，形成共腐圈。他并不急于在当下兑现全部利益，而是精心布局，为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乃至为自己的下一代作长远打算。

马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张琦）说老板的钱，放在他口袋里和放在我口袋里是一样的，那就是我花钱的时候不缺钱就可以。等我将来退下来之后，我相信他们还会认可我的。

刘立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张琦还是利用手中的这个权力，为（老板的）第二代谋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实际上是为他儿子将来的发展铺路搭桥，更好地密切他儿子和这些老板，和老板的二代之间的关系。他的目的是为了权力和财富继续在二代之间的传承。

利益共同体的定律，从来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019年，和张琦关系密切的一名老板被留置。张琦预感到可能会牵出自己，开始想方设法对抗组织调查。

刘立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得知情况以后，第二天就安排他的儿子、儿媳出逃加拿大，还企图切割他和钱玲之间的关系，就是保自己，给多名与他有不正当经济往来的私营企业主联系，要求这些人出境躲避。

种种徒劳之举，都无法改写结局。2019年9月，张琦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由于他儿子涉案金额巨大，中国向全球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张琦这才深感后悔。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我特别后悔这件事，也是希望对我儿子说，他现在还年轻，不要自暴自弃，能尽快地回国来投案自首。

马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工作人员）：他到后期实际上非常后悔让儿子出逃，他是希望在他接受审查期间，能够把儿子劝回来。他给他儿子发了几十条微信，但他儿子始终没回，他感到比较伤心。

张岩至今背负红通在海外东躲西藏，在张琦授意下外逃的多名老板却很快认清了形势，纷纷主动回国配合调查。当权钱交易一笔笔被查清，张琦才反思，自己给妻子儿子带来的究竟是什么，自己的父母又是如何要求自己的。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对不起我93岁的老父亲和87岁的老母亲。我妈妈特别讲不能拿人家钱，不能要人家钱，不能要人家东西。有一次我老婆去一个商场买东西，拿着那购物卡。她陪我妈妈一块购物，我妈妈看到以后，就问她这购物卡哪里来的，我老婆说人家送的，我妈妈当时扭头就走，让退回去。

别人的东西不能拿，这是最简单的做人道理。然而，当张琦身陷贪欲之中，忙于设计各种复杂的贪腐手段，却恰恰忘了这最简单的道理。

张琦（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是我毁了这个家庭，本来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一个美满的四代同堂的家庭，现在支离破碎。作为一个男人，对吧，要忠孝吧？我现在不仅不能为国家尽忠，而且成了国家的罪人，尽孝也尽不了。

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是党中央从政治大局和工作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判断。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反腐败斗争必须一刻也不放松抓，持之以恒抓。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与腐败水火不容，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决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

我们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过去一百年，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在新征程上，我们党也必须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以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和十四亿人民一起，不惧一切风险和挑战，在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坚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