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构思《白痴》一书时，给他的外甥女索菲娅·伊万诺娃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及：“历数基督教世界文学作品中的美好人物，最完美的莫过于堂·吉诃德。但他之所以美好，仅仅因为他同时也很可笑。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比堂吉诃德差远了，简直不可以道里计，但仍不失为一大创意)也很可笑，而且这一招还真管用。美好者不知自身的价值，反而遭到嘲笑，于是引起同情--由此可见，读者中也是有同情心的。同情之所以会被激发出来，正是幽默的秘密。让·瓦尔让这个人物(雨果名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也是一次精彩的尝试，但他引起同情是由于他本人遭到巨大的不幸，而且社会对他不公。我要写的人物与他们毫无相似之处，绝对没有，所以我怕得要命，担心这会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毫无疑问，《白痴》是部彻底的悲剧，它以小说为体裁，却借助戏剧和史诗的表现形式，描绘出一幅19世纪俄国中上层社会腐朽势利、虚伪可笑的画卷。

这是一场无谓的救赎、自我放弃的堕落、野蛮的毁灭、肆意的癫狂。复杂的戏剧元素紧绕着人物的情绪，掀起一次次的冲突，在这场悲剧中，没有现实的苦难，没有肉体的折磨，人物需要遭受的是心灵的酷刑。

陀氏多处借助舞台剧的表现手法，不仅刻画了梅诗金公爵、娜斯塔霞、罗果仁、阿格拉娅等多个超脱现实世界的人物形象，还细致地描写了加甫里拉、伊波利特、列别杰夫等挣扎在世俗中的小人物心理，使得主人公与这类普通人的性格差异更立体形象，也使得戏剧冲突更强烈。

与同时期的俄国文学及陀氏早期巨著《穷人》、《罪与罚》等相比，《白痴》不再描绘小人物在现实中的苦难与挣扎，而是摆脱现实和经济等外部因素的约束，聚焦于中上层人物——这一类人没有饥寒窘迫的困境、没有危及生命的迫害，但讽刺的是，他们比穷人更痴迷金钱和权势，近乎病态。

而这一群体中，少数不受世俗约束，视钱财如粪土的人，内心却承受着世俗无法体会的巨大痛苦，这种痛苦使得他们精神失常、癫狂、失智、残暴、自毁。

陀氏着力描绘这种心灵的痛苦，脱离了早期的现实主义风格，以一种“贵族式的堕落”方式，撰出一曲近乎美的悲剧。

这种脱俗的取材和超现实叙事形式，也延伸至陀氏最后的著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使得读者脱离现实的束缚，越过逻辑的障碍，更直接地感受到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以此探索人最真实的情感和思想。

陀氏的特点之一在于用细致入骨的心理描写刻画人物的性格，这一特点塑造小人物时可谓入木三分，如文中对加甫里拉的描写：“尽管从头到脚浑身充满出类拔萃的愿望，然而，这类聪明的‘普通人’把自己想象成旷世奇才，可是在内心总保留着一条怀疑的蛆虫，这条蛆虫能导致聪明人最后完全绝望；纵使认命屈服，也已经被深入骨髓的虚荣心彻底毒化。”

但对于脱俗的人物，仅心理描写已经无法塑造他们非凡的人格了，他们具备更恢弘的艺术形象，需要以某种美的艺术形式展现，如画作、宗教、悲剧等。

01 可怜的骑士

作为贯穿《白痴》的脉络人物，梅诗金无疑是个脱俗的形象，陀氏以喻示的手法，将耶稣投射到他的身上，令他受嘲笑、讽刺、谩骂、迫害而毫不介怀。

如前文所述，陀氏旨在塑造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美好人物，可笑又令人同情。事实证明，陀氏的尝试不仅没有失败，某种程度上更是超越了堂吉诃德。

在梅诗金身上，没有私欲、城府、权术，他不谙世故，不明事理，却有着一颗水晶般纯净无邪的仁爱之心，是一个“完完全全美好”的人，犹如圣徒转世。

然而这么一个圣人般的形象，却身患癫痫，懵懂痴呆，自幼被视为白痴。出国疗愈后，他甫一返国就被裹入戏剧般复杂纠缠的现实里，这一场动荡波折的洗练，残酷地将他重新击为白痴。

这种自毁式的救赎，令人想到罗果仁家中悬挂的那副画作《基督在棺中》——救世主被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

结合文末受到巨大打击而失去心智的描写：“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以无限的哀伤啮噬着他的心...他终于躺到靠垫上，仿佛已经力竭精疲、灰心绝望，用自己的脸贴着罗果仁苍白、呆滞的脸;眼泪夺眶而出，流到罗果仁的面颊上。但是，他当时也许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眼泪，已经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

“公爵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旁的铺位上，每当病人发出狂叫或呓语时，就急忙用发颤的手轻柔地抚摩他的头发和两颊，似乎在对他表示疼爱，让他平静下来。但是，公爵已经完全不懂得别人问他的话，也认不出进来围在他身边的人。假如这时候施奈德亲自从瑞士赶来，对他过去的学生兼病人瞅上一眼，那么，他回想起公爵在瑞士接受治疗的第一年那种状态，现在必定会跟当年一样用手说:‘白痴!’”

读这一段时，我内心受到巨大的冲击，一种高于悲痛的艺术美感紧紧攫取住灵魂，那一瞬间，我理解到古希腊艺术所形容的“悲剧的美”，它以画作的形式固化在人的脑海中。

也正因梅诗金脱俗的性格，陀氏在书中较少描绘他的心理活动，而是以平铺、叙事、烘托的方式塑造一名救赎者的形象，如给叶班钦一家讲述玛丽的故事、如在加甫里拉家中和娜斯塔霞宴会中的骑士行为、又如布尔多夫斯基和伊波利特上演的两出闹剧，刻画了公爵天真善良到近乎愚蠢的形象。

这种济世者形象，往往只能在狂热的信徒身上看见，这种狂热，极容易被扭曲为非人的情感，但在梅诗金身上，博爱的外衣下依然闪耀着人性的欲望。

如娜斯塔霞写给阿格拉娅的信所言：“抽象地爱人类实质上几乎总是只爱自己。”

这句话的理解，抽象地爱人类，其实只是爱自己的信仰，是接近救世主的力量；但在梅诗金身上，他关怀、原谅所有人，同时又怀着自己作为人的情感。

如他所说，在见到娜斯塔霞的那一瞬间，从她身上看到了灼热的痛苦，炙烤他的灵魂，令他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她，试图将她从火海中挽救。

而后，与娜斯塔霞在莫斯科相处的那段时间里，他看到了笼罩住她的那团阴影，令她恐惧、癫狂、自毁，他因此感同身受，最初的爱意化为更深切的同情，此时他仿佛跟娜斯塔霞同处于无尽的阴暗中，不由自主地想靠近光明。

于是，他写信给阿格拉娅，那个在他贫瘠的记忆中光明的存在。

换而言之，《白痴》一书中，梅诗金一直处于冲突的矛盾激发点中，处于舆论戏剧的漩涡中心，他以高尚的品格俯瞰闹剧的荒谬，在他身上存在各种美好的品质。

如果以尼采的日神酒神二元化哲学观来解读，梅诗金无疑是日神的代表：光明、善良、美，而与之对立的酒神代表则是肆意狂欢的罗果仁和娜斯塔霞，最终日神与酒神的二元共同泯灭，同归虚无。

读者从梅诗金身上感受到悲剧之美，与尼采《悲剧的诞生》不谋而合。

02 堕落者

在罗果仁、娜斯塔霞、阿格拉娅身上，都映射出一个词语——堕落。

只是这种堕落，在罗果仁身上，是肆虐的欲望、狂暴的毁灭；在娜斯塔霞身上，是自我亵渎、不可控制的自毁；在阿格拉娅身上，是反抗式的嘲讽、天真的堕落。

三个人的身上都存在某些难以理解的元素，这些元素导致了他们同一个症状——失常，自控失常的罗果仁、精神失常的娜斯塔霞、情绪失常的阿格拉娅。

可他们失常的诱因都截然不同，我无法准确说明内在的原因。

罗果仁的诱因无疑是最纯粹的情欲，书的开头描述了罗果仁的长相：

一头鬈发几乎是全黑的，灰色的眼珠虽小，但目光炯炯。他的鼻子又大又塌，脸上颧骨高耸;薄薄的嘴唇老是撇着，现出一种狂妄、嘲弄乃至恶毒的冷笑;可是他的天庭却很饱满，轮廓端正，弥补了下颌发达得异样的缺陷。这张脸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那种毫无血色的惨白，它使这位年轻人的整个面容显得憔悴不堪(尽管体型相当结实)，同时还透出一股近乎痛苦的激情，这与他肆无忌惮的冷笑、傲气凌人的眼神很不调和。

这是一张充满肉欲且肆无忌惮的脸，这位富裕的地主儿子，在最初见到娜斯塔霞时，内心就被情欲牢牢地控制住，不惜反抗悭吝的老子，挥金似土为博红颜一笑，他的那种“近乎痛苦的激情”，在向娜斯塔霞表现爱意时展露无遗。

当娜斯塔霞将十万卢布付之一炬时，掀起戏剧的第一个巅峰，那金钱点燃的热焰，如炽热的欲念之火，熊熊引燃罗果仁的兽性，将他的理智燃烧殆尽。

而娜斯塔霞也在此刻纵入热焰，并陷入与罗果仁、梅诗金三人的纠缠。

书中特意省略三人在莫斯科发生的故事，读者仅能从只言片语中猜测到三人的恩怨情仇，并将远在彼得堡的阿格拉娅也拉入纷争中。

梅诗金对于娜斯塔霞的处境描述为：“可以见到她被囚禁在监狱中，头上即将落下重锤。”并对这种可预见的毁灭感到无尽的同情和恐惧。

她的痛苦，源于受到迫害后持续困扰在脑海中的黑雾，只有驱散这团黑雾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到她的痛苦，并感受到这种无法治愈的疼痛。

她因此陷入自责和堕落，因为地主托茨基的蹂躏，她甚至认为自己是最罪恶的女人，并苛责梅诗金带给她的光明。

因而她的堕落，是自虐式的，无法同阴暗的过去和解，她曾经想过要以最疯狂的形式对迫害过她的人复仇，梅诗金的善良化解了她的怨恨，却无法化解她内心的伤害。

娜斯塔霞的毁灭，是对19世纪俄国阶级压迫的直接控诉。

唯独对于阿格拉娅，我始终无法理解这个娇惯的三小姐，对周遭趋炎附势的嘲讽和维护自我阶级的双面性，只能理解为陀氏塑造“双重人格”的另一形象。

在她身上，存在某种天真的未遭受迫害的理想主义，虽颇显稚嫩，但因其少见，使得梅诗金在黑雾中也想念她的光明。

另一方面，作者也有意塑造这个与娜斯塔霞有种同样美貌，却自幼被保护在象牙塔中的少女形象，以此将两者作为对比，令读者不得不思考两者迥异性格背后的原因。

03 愤世者

不管是梅诗金、娜斯塔霞还是阿格拉娅，因其过于脱离实际，我们只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心灵的煎熬，人性的光辉，却很难得到共鸣——那种熟悉的陀氏笔下宿命论的无可奈何。

但在加甫里拉和伊波利特身上，我们看到了小人物被命运束缚在现实中的痛苦和无奈。

陀氏在书中冷酷地指出，他们都是普通人，却怀揣非凡的理想，只是这种理想受限于自身的才华、现实的约束和命运的不公，他们有独特的观点，却无法形成自己的思想，往往拾人牙慧；他们艰苦奋斗，却被金钱、家庭等现实条件拖累，劳碌一生都无法接近梦想；他们自命不凡却担心自己才能不足、不折手段却在关键时刻无法完全抛弃世俗原则。

加甫里拉的痛苦，只是在追求富裕与权势失败的挫折上，是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仍旧停留在世俗意义的失败上，而伊波利特的痛苦，则是更深一层的宿命论带来的痛苦。

在《罪与罚》和尼采的“超人论”中都表现出一种哲学观念：这世上存在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凌驾于世俗的道德和法律，为了全人类的进步，他们有权利不折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

肺痨缠身命不久矣的伊波利特，完全明确他不属于这一类的“超人”，他的思想也受限于生命、格局、人格，无法达到超脱，进而形成自己的“超人思想”，但他能感知到这一类层次的存在，因此他的痛苦，是认识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这种落差普遍存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伊波利特的《自白》之前，人们会认为他是个自命清高、愤世嫉俗又卑鄙无耻的青年，但在他的自白中，无论是否掺杂矫揉做作，我们总可见到这个病入膏肓的青年，对于命运的控诉。

梅诗金对于伊波利特的控诉感同身受，他想起自己患病治疗的场景：

“他面前是辉煌的天空，山下是一泓湖水，四周景物清朗，极目无涯。他望了很久，心中十分 难受。现在他回忆起，当时他曾向着这明亮、无垠的苍穹伸出双手，潸然泪下。他痛苦是因为这一切通通与他无缘。他向往已久、从小时候就一直吸引着他的常年大庆、不散筵席到底是什么样的?他始终不能躬逢其盛。每天早晨都有这般光明的太阳升起，每天上午瀑布飞泻处都有彩虹，每天傍晚远处天边那座最高的雪峰都会燃起绯红的火焰:“一只小苍蝇在他身旁一道炽热的阳光中嗡嗡地叫，它是整个这场大合唱的参加者，知道其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也热爱这一席之地并感到幸福”，每一棵小草都在生长并感到幸福!万物都有自己的路，都知道自己的路，它们唱着歌儿去，唱着歌儿来;唯独他不知道，什么都不懂，不了解人们，不了解声音，与一切无缘，已被淘汰出局。哦，当然，那时候他说不出这些话，吐不出自己心中的块垒;他默默地黯然神伤:但现在他觉得这一切当时他就说过，说的正是这些话。”

这就是人类对于艺术、思想、美的感知力，跟有限的生命形成的天然矛盾：我们越充满爱意，越感受到自然之美，越发现超凡的思想，就越感受到宿命对于这种美好的剥削；这种残酷，对于患病者，是最直接最深切的痛苦。

伊波利特表示他曾想过学习希腊文语法，却担心还没学好就已经死了。这种头上顶着一把刀的滋味，稍微想象置身其中，就会被恐惧感攫住。

但令人绝望的是，每个人最终都需要面对这种痛苦，只是在面对它时，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态度去处理。

我时刻处于这种绝望的、未来的恐惧中。

无论如何，至少在陀翁笔下，在恐惧来临之时，我们不是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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