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详

主演：2018北京卫视春晚
简介：" " 这部国产喜剧鼻祖，精彩的不只是神预言。/《编辑部的故事》 今天回看《编辑部的故事》，有人评价这是一部充满预言的神剧。 然而正如鲁迅所写，“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不至于用到十年二十年后。” 每个热爱这部剧的年轻人，大概都希望它早日变成一部平凡的喜剧。 " 1992年，由赵宝刚执导的《编辑部的故事》登陆电视荧屏，比大洋彼岸的《老友记》还要早两年。作为国产系列喜剧的鼻祖，《编辑部的故事》剧本由王朔和冯小刚写就，主演葛优、吕丽萍、侯耀华，连客串都是张国立、濮存晰、于谦、李诚儒这个级别的。 《编辑部的故事》上映时，遭到上了年纪的观众抨击浮夸，没深度，嘴贫，却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不曾想三十年过去了，《编辑部的故事》再一次击中了今天的年轻人，并因其深度和预言性被奉为神剧。 “冬宝，干嘛呢？” “想戈玲儿呢。”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双汇火腿肠电视广告中的两句广告词，四十岁以上的电视观众应该对这两个名字非常熟悉。 彼时，凭借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的热播，走出《围城》没两年的孙柔嘉和李梅亭，摇身变成了国民cp李东宝和戈玲。因为这部剧，吕丽萍变成了女生的时尚风向标，而还有头发的葛优则被每个陷入苦恋的男生奉为精神教父。 " 李东宝和戈玲，一代年轻人的意难平。/《编辑部的故事》 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电视逐渐进入普罗大众的生活，新兴的文化消费市场催生了一批现象级的国产电视剧。不过当时的电视剧题材仍然局限在古典名著的改编，或是民间细说的传奇故事，好不容易火了一部现代题材的《渴望》，还是家庭伦理剧。 《编辑部的故事》的出现一扫这种苦大仇深的氛围，虽然《我爱我家》被视为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不过要追溯中国电视系列喜剧的源头，1992年的《编辑部的故事》已经有了明显的情景喜剧色彩。 尽管故事的主角仍然是知识分子，但它已然不同于电视剧《围城》中知识分子视角下当头棒喝式的讽刺与刻薄，而是以一种更为轻盈的调侃姿态，讲述了一群小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 《人间指南》=读者+知音+故事会。/《编辑部的故事》 它显然有意识地与小市民家长里短的琐碎保持微妙的距离，但又并不拒绝世俗浪潮的滚滚而来。与其说它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群戏，不如说是对于转型期大时代下中国社会辛辣却又不失温度的人间观察，将上世纪末的旖旎与惶惑尽收眼底。 三十年过去了，当《编辑部的故事》里的那些台词和片段在今天的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上被重新传播，或许这本《人间指南》杂志远未过时。 " 雅俗之间，一匹海马 1989年1月12日，一条名为“海马影视创作中心在京成立 一批中青年作家进军影视界”的新闻出现在了当天《人民日报》的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版。成立宣言的调子起得很高，要给在雅俗之间左右为难的文学艺术各得其所。 虽然名字听起来文化含量稀薄，像是县城婚庆摄影公司，不过创作中心的成员都是正经的文化人。王朔、马未都、莫言、海岩、苏童、刘震云、史铁生，今天要想再看到这个群人的名字列在一起，只能去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课本了。 1990年，王朔参与策划的电视剧《渴望》播出，收视率堪比春晚。根据当时担任监制的郑晓龙回忆，《渴望》热播的时候，连犯罪率都下降了，为此公安部还专门给剧组送了锦旗。 《渴望》拍完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摄影棚还按天算着钱，郑晓龙就想再拍一部室内系列喜剧，目的也很单纯，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 " 今天来看，《渴望》的狗血程度不亚于诸多韩剧。 《渴望》让郑晓龙见识到王朔的水平，为了这个新项目，他把包括王朔、马未都在内的几个“海马”主力请到了北京友谊宾馆连住五天，一晚180,24小时热水，好饭好菜供着，拿出分集梗概走人。 时间短，任务重，众人一合计，干脆拿咱们最熟悉的文字工作者开涮得了，名字就叫《编辑部的故事》。 原本打算趁热打铁，速战速决，结果剧本写完了以后，修修改改好几轮才立项。正要开拍，剧本找不着了。 马未都、葛小刚、魏人等参与的编剧都有其他工作要忙，不愿意从头再来。剧组一个叫冯小刚的美工师傅毛遂自荐，要帮着王朔把剧本重写出来。 " 王朔出品，一度是销售量、票房和收视率的保证。/《锵锵三人行》 尽管冯小刚和王朔一样出生在大院，不过儿时因为家庭变故搬到了城里大杂院居住，对于市民阶层的人情冷暖有着更深的体悟。冯小刚的加入恰好中和了王朔一味的辛辣，使得最终完成的25集剧本在幽默中又不失对普通人的温情和理解。 有了剧本，片子很快完成，并在新华社的礼堂举行了记者专家看片会。会后有人反映这部片子阴阳怪气，是一株精心炮制的毒草。 还好各级领导都很喜欢，均表态如果此片出了问题，自己首先担责。当时与会的冯小刚听了很激动，说自己是编剧，出了问题应该由他负责。领导们看了看冯小刚，纷纷表示，哪就轮上你了。 " 那时候，没有跟王朔闹翻的冯小刚还不叫“冯裤子”。/《我爱我家》花絮 1992年初，《编辑部的故事》正式登上电视，此时距离郑晓龙那个简单的想法，已过去整整两年。《编辑部的故事》轰动性虽不及《渴望》，重播收视率却奇高。观众第一遍看，以为就是个没正形的编辑部故事，多看几遍才品出来其中的人间百味。 相比于林更新自称是九亿少女的梦，早在三十年前，葛优就凭着《编辑部的故事》成了六亿人民的欢乐喜剧人，人称葛六亿。据说当时已经成名的姜文，沉迷看剧把饭都烧糊了。 至于冯小刚后来又把之前的剧本找着了的事儿，也就没有人计较了。 " 九十年代目睹之怪现状 《编辑部的故事》的开始于一场杂志倒闭的危机，一份名为《人间指南》的滞销刊物因内容乏味而面临停刊的局面，心灰意冷的主编老陈决定辞职退休，让出主编的位置，手下的几个编辑谁能让杂志重新焕发活力谁就是新一任主编。 话音一落，原本打算分了行李另谋生路的编辑们又有了积极性。怎么才能把杂志办好，面对这个问题，性格各异的编辑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 没有比《人间指南》更喜欢管闲事的编辑部。/《编辑部的故事》 主张“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中年编辑余德利首先想到的就是拉广告，有钱就能提高稿费标准，不愁找不到名家写稿。 紧接着发言的牛大姐马上否定了余德利的想法，熟读马列的牛大姐开口就很有格局，觉得编辑们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办不好是因为缺乏对于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心，政治素养过硬的她自然成了主编的最佳人选。 " 有理由怀疑侯耀华老师是本色出演。/《编辑部的故事》 谨小慎微一辈子的老编辑刘书友也想在退休前发挥一下余热，但又提不出什么建设性意见，于是下班后开始跟老陈套近乎，追忆似水年华。 剩下的两个年轻人戈玲和东宝乐于接受新事物，研究了几本畅销刊物，提出要对《人间指南》的栏目进行调整。 " 老刘和老陈共叙革命友谊。/《编辑部的故事》 编辑部的几个编辑都有非常明显的现实人群映射，这种映射放到今天亦不过时，所以三十年后的年轻人才能在各个角色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试图办好杂志的主线中，编辑们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每两集一个独立的故事，勾勒出的却是八九十年代光怪陆离的一派风景。 " 惊奇、兴奋、惶惑，九十年代的时代表情。/《编辑部的故事》 小保姆进城，高仓健迷倒万千少女，如流星划过的诗歌黄金时代，琼瑶热，民科宣扬的末日学说，迪斯科的音乐响彻大街小巷，登报相亲交友成为时尚，《编辑部的故事》以调侃的姿态忠实地记录了转型期中国的种种“怪现状”。 尽管扑面而来的新时代令人眼花缭乱甚至惶恐不安，但总能在欢笑和虚惊一场中化解。《编辑部的故事》精准地捕捉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虽然“今日乱我心多烦忧”，但好在“昨日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 " “哥呀，这人生的路， 怎么这么难走啊？”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在全国青年群体中掀起了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 如果说《编辑部的故事》在九十年代的走红，是因为它切中了上世纪末时代的肯綮。那么它在今天年轻人中的回潮，或许是因为今天的年轻人面对的四面八方卷起来的后浪，又一次不知道何去何从，而这部三十年前的老剧，那些信息量爆炸的台词和贯穿至今的话题简直就是对今天年轻人现状的精准狙击。 看过《编辑部的故事》的人，一定都对第十六个故事《娶个什么好》中张国立的客串表演印象深刻。张国立饰演的赵永刚是一个略显阴柔的大龄男青年，被妈妈拖着来到《人间指南》编辑部找对象，却一直对李东宝暗送秋波。 " 张国立老师，可能是您路走茬了。/《编辑部的故事》 赵永刚对着李东宝发的那顿关于“明枪暗箭”的牢骚，能直接让今天的年轻人破防：好了，遭人嫉妒；差了，叫人瞧不起。忠厚了，人家说你傻；精明了，人家说你奸。冷淡了，大伙说你傲；热情了，群众说你浪。有钱是王八蛋，没钱是穷光蛋。走在前头挨闷棍儿，走在后头全没份儿。这哪儿是活着呀，简直是练了一辈子轻功啊。 任谁看了都想跟赵永刚一起感叹一句，“哥呀，这人生的路，怎么这么难走啊”。 找不着对象发愁，长得胖也发愁。在第20集《胖子的烦恼》里，还没当上狄大人的梁冠华饰演了因为身材备受歧视的食堂王师傅，为了帮助王师傅减肥，李东宝跑到街头书摊，翻了半天二战集中营的书，总结出了减肥三大方法：不吃，不喝，重体力劳动。 结果一番折腾下来，王师傅不仅没瘦，还胖了半斤。最终放弃减肥的王师傅终于摆脱了他人的眼光，喊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我胖我的，与你何干！” " 看看后来狄大人的身材，王师傅确实是贯彻落实了。/《编辑部的故事》 除了找对象、减肥这些小事，《编辑部的故事》也毫不避讳地对诸如女权、人工智能这些充满争议的话题进行讨论，而这些台词今天看来，仍然毫不过时。例如剧中一个读者来信自称被妻子压迫管教，身心自由受到极大摧残。 余德利用颇为不屑的语气称之为“妇女解放”，以办公室妇联主任自居的牛大姐马上提出严正抗议，解放妇女的道路还长，根本不是培养了几个妻管严就万事大吉。 李东宝马上呛了一句，我们已经够不错了，匀给你们半边天。这时候作为办公室女权代表的戈玲坐不住了，嘲讽男性不用动员就能团结一致对外，一直以来都是男权社会，现在女性刚要平等，男人就忿忿不平了。 " 葛玲这台词放在今天，就该打拳警告了。/《编辑部的故事》 怀疑那些习以为常，解构那些虚伪的道德，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编辑部的故事》就是李东宝手里的那个记满金句的小本子，用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语气化解生活里的“明枪暗箭”。 " 李东宝的小本本，高考生梦寐以求的作文材料。/《编辑部的故事》 三十年过去了，李东宝变成了国产喜剧吉祥物葛大爷，剧里特立独行的戈玲嫁给了孙海英最终因为一些迷惑言论消失在公众视野，总想着挣钱的余德利似乎至今也没走出这部戏，那些三十年前困扰年轻人的问题仍然延宕至今。 今天回看《编辑部的故事》，有人评价这是一部充满预言的神剧，然而正如鲁迅所写，“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不至于用到十年二十年后。”每个热爱这部剧的年轻人，大概都希望它早日变成一部平凡的喜剧。 " 人间指南1980：编辑部的故事，中国的故事.澎湃新闻.2018 这部90年代宝藏神剧，竟藏着这么多文化预言.国家人文历史.2019 曾经的国产巅峰之作，时隔28年，我才真正看懂它.豆瓣电影.2020 与王朔有关的日子.桥下有人.2018 京圈崛起往事.宅总有理.2018 " ?作者 | 曹徙南 ?排版 | 方咏心 欢迎分享到朋友圈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主演：2018国学春晚
简介：国学春晚是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主办，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国学台、全国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示范基地承办的中国最具权威的国学春晚，是全国国学教育界年度汇演盛典，是国学传承与发展的风向标。

主演：赵文卓 邵兵
简介：全新搏击励志真人秀。《青春有搏击》是一档有别于传统搏击的竞技节目，作为一档素人与拳王之间、专业与非专业之间较量的综艺节目，栏目组邀请来儒雅宗师气质的赵文卓与柔情铁汉风范的邵兵，担纲两大明星队长，由李菲儿、菅纫姿担任助梦大使。《青春有搏击》的选手很多人并不是专业拳手，而是民间的爱好者，都因为梦想驱动来到这个舞台。

主演：丁心
简介：音箱从智能助手、家庭自动化、内容服务、音质和外观设计等方面分析以下主要需求。 智能助手：除了可以买到音箱就能听音乐之外，最吸引人的用途应该是语音聊天和执行闹钟、点歌等命令，用户可以用来查询信息和管理个人日程安排。 智能音箱灵敏的智能助手 音箱反应灵敏的智能助手使用起来更方便，而能准确回答问题、高效完成任务的智能助手智能化程度更高。家庭自动化：在家庭自动化中，我们过去常常使用手机和通用遥控器来远程控制家用电器的开关。现在有了智能音箱，我们可以通过声音发出命令，控制家里智能家电的开关和调节。连接智能音箱的家用电器越多，家庭自动化程度越高，越能达到使用智能音箱的目的，用户体验也越全面科技。 " 智能音箱资源众多 音箱内容服务：音箱最不可回避的功能就是听音乐、听新闻，其内容资源尤为重要。科技有足够的优质协同音频、视频、资讯和功能平台，让用户听到他们想要的；此外，不同的用户在购买智能音箱时有不同的需求，比如针对儿童的，内容库中儿童内容的数量和质量将更加重要。另一方面，购买锻炼时最好有健身相关的内容可以听。音质：音质是所有音箱的基本指标，但智能音箱的主要功能是智能家居控制和信息查询，不需要特别优越的音质就能达到最基本的使用程度。 " 智能音箱拥有一款好的扬声器 音箱是一个音质、音准、清晰度、高、中、低频、声场好的扬声器，都应该符合一定的标准，这可以从扬声器的大小、材料和扬声器来判断。一些智能音箱厂商会深耕音质突破，以满足发烧友的要求，价格也会相应飙升。外观设计：智能音箱大多放置在客厅、房间或厨房等显眼的地方，或随身携带或在户外使用，因此音箱造型设计的美观和轻盈也会影响购买。 而当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时，操作简单、易于放置的智能音箱将是更好的选择。如何识别每个品牌，一张图片告诉你入门级音箱小米音箱万能遥控版的智能音箱。小米爱音箱语音技术来自猎户座之星、spitchi等多家一线语音技术厂商。配合自主研发的小米大脑，唤醒成功率高，中文asr识别率高达97%。小爱万能遥控器版本是入门级版本。gade研究人员认为，小爱万能遥控器版就像《小爱》+红外遥控功能，解决了《米家》封闭源码的问题，可以直接替代传统遥控器，依靠语音开关机。 " 智能音箱各种音箱 音箱科技音乐资源为小米音乐和qq音乐，包括大部分音乐资源。小音箱大金刚智能音箱。小度助手比小米小爱的知识量更丰富，用户可以真正体验到与人工智能对话的未来。《大金刚》采用冷轧碳钢为外壳材料，10米可唤醒，红外发射器为6：1配置，可操控多种家电。新增远程语音通话功能，语音接续或接续均可，让全家通话更便捷。触摸屏小度居家x8智能音箱智能音箱小巧智慧屏x8将这种酷炫的科技水准发挥到极致。 " 智能音箱高水平语言互动 音箱科技除了将语音交互功能提升到一线水平外，智能小屏x8还拥有人脸识别、手势控制、眼睛唤醒、远程护理等多种智能新功能。小度会自动识别并打开儿童模式。8英寸大屏，接入爱奇艺、芒果、腾讯视频等视频网站。 天猫精灵cc10智能音箱。阿里旗下的天猫精灵更加注重语音交互技术的赋能价值，目前已接入饿了么外卖服务以及淘宝和天猫上的网购。他们可以通过“声纹识别”购物，在电商和本地生活中有明显的优势。天猫精灵cc10是目前市面上最大的触摸屏智能音箱，达到10英寸，拥有大量人民教育版原汁原味的内容，直接瞄准了《学习机》的级别。 科技除了大家的视频播放功能以外，还可以独家接入淘宝直播方式多样，消费者可以即边看边买。具有手势控制功能，可用于视频通话；非常适合大家庭使用。音质极佳的jbl智能音箱。jbl music castle适合家庭场景，5米内即可轻松唤醒，支持120多个智能家居品牌和1000台iot设备互联，内置2.25英寸全频音箱，具备jbl音质、均衡、隔音等特点科技

主演：陈羽凡,胡海泉,刘维,袁惟仁
简介：普通人在k房唱的是自己爱豆的歌，那大牌歌手在k房又会唱谁的歌?最近歌王孙楠就曝出了自己在k房必点的歌，而且还将在现场和大家一起k歌! " 由酷狗音乐与江苏卫视联合制作的全民共唱大型音乐互动综艺秀《嗨，唱起来!》，本周五(4月27日)22:00即将开播!而首期节目的嗨唱嘉宾就是歌王孙楠，他在节目中首次曝光了自己的私人歌单，百位素人歌手将在现场合唱哪首歌，你最期待歌王孙楠与素人歌手现场合唱哪几首歌曲呢?孙楠作为歌手工作唱的第一首歌就是齐秦的《夜夜夜夜》，据说这是孙楠k房唱歌的必点!那英的《征服》是他最喜欢的歌，而刘欢的《千万次的问》更是他多次演出的必选曲目。而歌单里最令人好奇的一首歌就是张杰的《逆战》了，这首“最不孙楠的歌”竟出现在孙楠的私人歌单? 原来孙楠的儿子十分喜欢张杰这首歌，自己的歌儿子或许不能完整唱完，但张杰的《逆战》却可以。为儿子专挑一首歌，又怎么会落下女儿?歌单里的另一首《送别》，是收录在孙楠2016年发行的专辑《学堂乐歌》中的、由孙楠与小女儿爱宝合唱的作品，最后一首《亲爱的孩子》，则是由孙楠本人创作的“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主题曲。可以说，此次孙楠为《嗨，唱起来!》选定的私房歌单，每一首都十分用心且有意义。届时，酷狗音乐将独家同步上线节目所有歌曲。 最吸引人的部分就是明星与素人的合唱了，怎样才有机会与歌王孙楠同台合唱?首先要通过网络活动页面的报名通道参与百位素人的选拔，只要你也喜欢k歌，就有机会成为这100位嗨唱达人中的一员哦~百位嗨唱达人同台竞技k歌，凭实力赢得与歌王合唱! " 最终哪三位嗨唱达人能够走出k歌房间与孙楠合唱，这就要看选手们能否通过酷狗超级k歌机的考验了。在圆形舞台的100个k房里，100位选手将同时使用酷狗超级k歌机连线点唱孙楠的经典歌曲，再由点唱机进行打分，从而挑选出3位唱功过人的选手，让他们走出封闭的k歌房，直接与偶像面对面! 本来是看明星，没想到一不小心还pick上了素人歌手?别担心，酷狗音乐有专属投票通道，观众可以通过酷狗页面为ta投票，助ta圆梦!本周五晚22:00，记得锁定江苏卫视《嗨，唱起来!》，观看的同时，别忘了进行互动答题，还有机会获得明星签名版的酷狗超级k歌机哦!

主演：克拉拉·拉戈,丹尼·罗维拉,卡门·马奇,卡拉·埃莱哈尔德,阿尔韦托·洛佩兹,阿方索·桑切斯,阿茨伯·加门迪亚,因阿基·贝拉尔特,艾戈兹·拉萨,桑蒂·格尔
简介：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社会学研究室博士后 吉琛佳 " 《“民主”与“爱国”：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日]小熊英二著，黄大慧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832页，198.00元 引言 战后是日本社会实现巨大变革的时期，其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延绵不绝。虽然从1956年便开始有“已经不再是战后了”的观念，然而直到2016年，以“永续战败论——战后日本的核心”为标题的著作依然在成为畅销书，足可见“战后”这一分期框架的强韧生命力。犹记得笔者赴日本读书的头一年，在指导老师之一、家族社会学者落合惠美子教授的研讨班上，教授带领我们阅读了j. w. 道尔的日本战后史名著《拥抱战败》。在讨论到战后新宪法由一群深受威尔逊主义影响的美国青年所主导，因而包含男女平权在内的很多激进革新内容时，落合教授由衷地感慨道：“战败对日本而言，或许是件大好事也未可知。”无独有偶，在此后阅读日本思想史的过程中，也时常能够读到这类面对战后变革的欢欣鼓舞。比如战后日本代表性的思想家丸山真男在一次座谈会上提到，当自己在1945年7月听到盟军《波茨坦公告》中要求日本政府“保证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尊重基本人权”的内容时，有一种“仿佛邂逅了初恋情人般的感受”。不过，战后日本的社会复苏与民主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普通民众形成主体意识，从废墟之上重建社会，并前赴后继地参加进步斗争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后世称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潮流发挥了确立共识，指明前路的基础性作用。他们与日本共产党知识分子分庭抗礼，主导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在此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主义话语建构。乃至今日人们仍然使用“战后思想”这一极为笼统的说法来指代以丸山为代表的战后左翼进步主义思想系统。 然而在《“民主”与“爱国”》的作者，历史社会学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小熊英二看来，到了本书写作的千禧年前后，舆论界对战后民主主义的认识正逐渐模糊扭曲。随着冷战体制的落幕，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国际舆论焦点。无论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篡会”和小林善纪这样的右翼历史修正主义者，还是持调和立场，主张“只有首先哀悼本国的三百万战死同胞，才能获得通向对亚洲两千万死者哀悼的道路”的加藤典洋，都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确立战后观念基调的战后知识人，对其功过是非自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小熊英二看来，这些论战对“战后思想”的理解不仅违背原意，甚至矛盾重重。比如他们有人批判“战后民主主义”是一味追随美国的个人主义，有人又说那是一种共产主义信仰，这显然是不能两立的。然而通过这类历史发明，小林善纪的人气漫画将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自私自利、道德沦丧归罪于战后改革，成功地在不满于现状的大众之中挑动起了民粹主义情绪。这是作为原西伯利亚滞留士兵之子和前岩波书店编辑，长期濡染于战后思想的小熊所不能接受的。 面对这一状况，作者感觉有必要澄清战后思想的建设性意义，以期能够“把这种潜藏的社会能量导向更好的发展道路上去”（参考作者就本书写作所进行的访谈，中译可参照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876352/）。此一动机化作了这本近千页的巨著，它旨在梳理战后日本以“民族主义”“民主”“爱国”“公共性”为关键词的思想话语和社会心性，探讨究竟“何谓战后”、如何把握战后民主主义留下的文化遗产。 在这项考察中小熊指出，战后思想中对“个人”价值的提倡并不与“国家”“民族”对立，而是构成互促共存的一体两面。不同于与“国家”直接对立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个人”，战后民主主义基于社会共通的战败体验，形成了个体与整体、“民主”与“爱国”互不矛盾，同时成立的思想架构。这一考察突破了战后思想的种种标签化印象，呈现了其丰富多样的可能性。 本书共分成三个部分，分别大致对应“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在1945年后的诞生、五十年代的成熟以及六十年代以后的转型。作者将本书所论及的战后日本分为“第一战后”和“第二战后”两个阶段。在从战败到1954年的“第一战后”中，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尚处于恢复期。1955年以后，特别是1960年安保斗争直至冷战结束的“第二战后”中，随着国民总产值回复到战前水准和战后政治基本形态（所谓“55年体制”）的形成，思想界也呈现出了与第一战后非常不同的风貌。在“第一战后”中，进步知识分子批判战前和战时牢牢控制着个人的天皇制观念，而将新的国民道德和人际纽带构筑在“私人的”共同战争体验之上。这种“战后民主主义”的思想在1960年的安保斗争中达到了高潮。但随着“第二战后”中经济快速增长、战争记忆风化以及全共斗运动的兴起，这些思想受到来自新左翼和复苏的右翼理念的挑战，却也在“越平联”这类新形式社会运动中得到传承。 本书近千页的内容旁征博引了丰富驳杂的原始资料，不但对从丸山、大塚久雄、竹内好到吉本隆明、江藤淳、鹤见俊辅等人的思想作了详尽的分析，也对他们各自所处的时期中的社会沿革及时代心性作了细致的描画。相较于一般倚仗逻辑论证的其他思想史著作而言，本书更多地依赖对大量背景信息和思想话语的有序陈列，通过让读者直接面对彼时彼地的彼言彼行，身临其境地获得对那个时代的共情式理解。这种“时代精神百科全书”般紧贴史实的临场感并非这篇单薄的书评所能呈现。笔者想尝试的只是捕捉本作的主线思路，为作者所希望提示给当代人的那个“在废墟的泥沼中反射出璀璨星光”的战后思想勾勒一个粗略的轮廓。 战后思想：近代主体的成立与公共性 战后初期的日本不仅是一片废墟，而且也是道德的焦土。在一场不义之战中败北后，尚未从其造成的巨大物质损害和心理创伤中恢复，日本社会便在占领军的主导下走上了社会改革之路。然而，对前一刻还奉行着绝对主义体制对抗“鬼畜美英”的日本人而言，这意味着需要跨越一道巨大的认识和心理鸿沟。从废墟上站起身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不得不担负起时代所要求承担的任务，从审视战争出发，确认前路的方向，以此重新确立社会共识，凝聚人心。丸山真男关于近代化（日语中的“近代”一般作为英语modern概念的译词，与中文“现代”概念对应，本文中为了与著作译文保持一致，一律使用“近代”来表示这一含义）的倡导便是这样一种尝试。 丸山真男在1946年发表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一文，喊出了战后对总体战制度反思的第一声。日本军国政府的当权者们在战时和战后审判中责任感全无，在“灭私奉公”的名义下中饱私囊，这样的行为深深触动了当时作为青年政治学者的丸山。在他看来，无论是政府官僚还是普通民众，日本人尚未形成一种对自身行为负责任的“自由主体意识”，这正是其尚未充分近代化的一个表征。在战时日本思想界，西方由来的“近代”被认为是破坏了日本原有的优点，而需要被超克的东西。而丸山则认为战争以惨痛的方式收场，正体现了以“无责任体系”为特征的日本尚没有真正形成一种近代文化。 与丸山类似，经济史学家大塚久雄在战后发表的文章《近代人类型的形成》，同样是在提倡一种顺应近代经济组织形式的，具有“自发性”的主体精神。大塚深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主张战后重建和民主化进程不能仅仅依赖制度的革新，而必然要求一种近代人生活态度的形成。但这并不是一种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礼赞，而是在倡导一种具有禁欲苦行色彩的经济伦理。 在小熊看来，丸山和大塚这些被共产党批判为“近代主义”的思想并不是对西方思想的照搬照抄，其所提倡的“近代的个体”并不与“国家”形成对立。丸山提倡以“国民主义”概念来代替过去的“国家主义”，以之来指称一种超越了“个人”和“国家”间对立的可能性。在丸山的福泽谕吉论中，他重申福泽“一国之独立基于一身之独立”的理想，强调当个人能够将公共之事视为自己之事，带着责任意识进行政治参与，那么在他身上“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便能同时得以实现。类似的，大塚则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具有主体性的生活态度包含着对社会连带的要求，这一主张未必是其所引用的韦伯理论的原意，而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 构成“战后民主主义”思潮的其他同时代思想家们，虽然身处不同的专业领域，但也呈现出类似的倾向，即致力于探索一种与近代主体性兼容的民族主义。比如文学界的“政治与文学”论争中，以荒正人为代表的新锐作家所创办的《近代文学》杂志，强调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从而与注重“文学政治性”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争锋相对。《近代文学》同人主张文学应当首先注重的是对个人体验的表现，而其政治影响和宣传效果则被视为次要。批评者将这贬斥为政治冷感的“艺术至上主义”。然而事实上，《近代文学》的作品并非无涉政治，他们的作品通过国民共有的个人体验，特别是在战时和战后体验到的虚无、毁灭等“生活感觉”，达到了一种所有人均能发生共鸣的普遍共情。在对共同战争体验的记忆中，作品同时保持“个体性”和“政治性”便成为了可能。又如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通过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对比批判日本官僚体制的明哲保身和无责任感，揭示出一种不盲目追随也不固步自封，而是反身内省，直面自身苦恼的“回心”理念。竹内所力图唤起的是过往的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缺乏的主体意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两立。 笔者在此尝试用图示来说明作者的战后思想理解，这呈现为一种基于共通的战败体验而实现的主体意识与共同意识的相互唤起（参见图一）。一方面，从尊重每个个体之战争体验出发的战后反思，激发起一种以“不再重蹈覆辙”为目标，以绝对和平主义为表现形式的集体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在废墟上重建社会的进步目标，又进一步要求每个个人承担起社会责任，成为独立自发的近代主体并能动地参与政治。战后日本的进步知识人们尽管各有术业专攻、关切侧重，其思想却都是对这一共通观念的复调呈现。 " "60安保"斗争：战后民主主义的高潮 丸山、竹内等人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战后日本的社会观，此间形成的政治参与意识终于在1960年的安保运动时集中爆发出来。时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在战时曾任东条政府的商工大臣，是东京审判时的甲级战犯之一。逃脱制裁后他加入自由党，辗转竟登上政府最高权力的宝座。岸信介的上台如同阴魂不散的军国主义幽灵，招来民众的普遍反感。在战争废墟中努力十数载后，当时的日本生产力终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日本民众在这位首相身上看到“回到战前体制”的企图。 1959年底，岸政权不顾进步知识界所提出的不武装、不结盟的诉求，与美国谈妥了安保修正条件，美方得以保留冲绳美军驻地并承诺给予日本军事保护。消息传出后，多个民主团体联合成立“安保条约改定阻止会议”对政府施压。在众议院审议中，法案也因为社会党和共产党议员的反对而受阻。焦急于无法给美方交代的岸信介在5月19日做出决定，使用暴力方式强行通过法案：指挥六百多名强壮的右翼青年以“秘书团”的名义将议事堂占领，阻挡左翼政党议员进入，随后又派出武警将坐在议事堂外大厅抗议的议员们连拖带拽地尽数逐出议会。此事一经媒体报道，举国愤慨，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就此正式展开。在之后的一个月中，国会大楼每天都被成千上万的抗议人群团团围住，参加抗议的总人数超过了六十万。此次运动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它并不像过去一样受到共产党指导，而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市民大众自发走上街头，通过直接交流形成抗议团体，并采取自主的斗争形式。 安保斗争是民众和平、民主诉求的集体爆发。岸信介本人的战犯身份，及其为推行法案而采取的暴力行动，使得军国体制的乌云仿佛重又笼罩在日本上空。而这是经过战后反思，形成公共意识的市民参与者们所不能容忍的。 战后民主主义者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关注这场运动。在他们看来，安保斗争正反映了日本公民已将政治参与视为自身责任。他们所期盼的那种将主体能动性和对国家的责任心结合于一体的近代意义上的个体业已形成。即便运动终究未能阻止条约生效，但在丸山、竹内等人看来，这场体现出国民公共意识的运动对专横无理的强权政治达到了警告作用，并最终导致了岸信介的垮台，因此他们认为斗争取得了光辉的胜利。 然而，作为这场运动的主力，全学联主流派学生们的想法却大相径庭，认为未达成目标的这一运动完全是一场惨败。这些激进学生开始对战后知识人的理念产生隔阂，而这也正是后来吉本隆明等新左翼知识分子的受众基础。"60安保"因此成为战后民主主义思想变容的转折点。 第二战后：分化与传承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战争体验的风化、经济的日益增长和国家地位的提升，大众的政治关切逐渐降温。第一战后那种进步民族主义理念，逐渐被一种不自觉的大众民族主义（基于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民族自豪感）所代替。 与此相对应的，左翼中也孕育出激进反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年轻一代的左翼学生反感日共的“一国社会主义”路线，并开始对“世界革命”理念产生共感。以吉本隆明为代表的新左翼思想家展开了对日共以及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获得全共斗学生的广泛接受。吉本隆明、三岛由纪夫等年轻一代的战争体验与战败前就已踏入社会的丸山一代人极为不同。这些属于战争受动员主力的“战时派”世代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度过了人格形成期，因而他们的意识中往往有一种感觉，仿佛当下的和平是无法长久延续的，动荡和破坏才是常态。自小接受皇国教育洗脑，时刻准备着为天皇捐躯的吉本和三岛都没有实际参战经历。他们常常将自身的战败体验描述为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伴随着一种价值观的绝对断裂。前一刻还口口声声要为天皇尽忠，杀尽鬼畜美英的教官和师长，下一刻便开始成为宣传美式自由民主主义的急先锋。这种战败体验促使他们产生了对一切权威的彻底怀疑态度。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心态，吉本称自己所属的战时派为“不孝之子”，对上一代知识权威那种高高在上的启蒙者姿态发起了全面的挑战,战后知识人往往将这些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视为毫无教养的“空白的世代”。作为对此的反驳，战时派提倡的是对思想的不信任和对战争体验的强调。对于上一代知识人，战时派最强的武器便是揭露他们在战时对军国政府的妥协甚至是合作行为。吉本隆明便是以对前辈知识人的战争责任追究在言论界出道的。 与前一代知识分子对公共参与的强调不同，吉本反对美化任何高于个人的集体理念，而转向一种对私人性的“大众生活思想”的提倡。丸山和大塚批判政治冷感和私人享乐，然而在吉本看来，正是这种不受物化组织观念的束缚，优先考量个体利益的私人意识，构成了战后民主化的进步根基。战时派喜欢强调经历战时动员的自己是与民众有着深入接触的，并用这一点来攻击年长知识人的那些崇高理念是有多么不符合实际。然而在小熊英二看来，战时派那种温室花朵般的战败体验很难说有多少普遍性，更多的是一种特权的战败观。 在高度经济成长背景下，吉本的理论得到激进派学生的广泛阅读，这些战后出生的学生反对日本共产党软化的议会政治方针，并已经对上一代知识分子反复诉说的战争悔恨感到厌烦，强调个人自由和自主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权利。吉本作为这种新时代个人主义要求的思想代表，标志着社会对国家政治关心的减少和进入高度增长期后“回归生活”的诉求。而战后民主主义所作出的使“民主”和“爱国”两立的尝试，也因为这种对“公”的瓦解而逐渐失去了可能性。 然而，本书并没有以战后民主主义从历史舞台上的黯然退场收尾，而是转而描绘鹤见俊辅、小田实的思想以及他们所发起的“越平联”运动，展现了战后精神得到传承的面相。鹤见早年赴哈佛大学留学，战后积极从事对实用主义哲学的引介。他后年转向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尝试从庶民的生活感受之中到达全人类共通的普遍原则。这种对普遍性的追求既与其民众志向相通，又并不与民族主义相矛盾。在他的哲学观念里，国家机构层次之下存在着古来的民族文化，而民族层次之下又有着更加基础的无法被命名的自己，如果能在这个层次出发重新建构，就可能到达新的世界结合方式，这就是通过民族主义到达国际主义的道路。丸山真男曾指出，竹内好的思想同时是民族主义的也是世界主义的。竹内说直面自身的黑暗面时便能与他人的痛苦相联系，因此自己所处的位置同时也就是世界的所在。在这一点上，鹤见俊辅与丸山和竹内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同样具有一种民众志向，鹤见与吉本隆明对于民众的认识却极为不同。吉本的思想中存在的大众形象绝非尽善尽美，但他们对自身的这种“非善”没有伪饰，因而具有可贵的纯粹性，与伪善和见风使舵的政治、知识精英产生鲜明对照。然而在鹤见的认识中，真正的平民生活绝不可能在一种完全纯粹的心情中展开。但正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非黑即白的道德理念，人才有可能以柔软的姿态去理解他人的不完美。 鹤见的这种认识与他的忘年交小田实十分接近，而两人自1965年开始主导的“争取越南和平市民联合会”（简称“越平联”）运动，则彻底贯彻了这种经由普通市民到达国际主义的理想。“越平联”是前所未有的无组织运动，没有等级关系也不配备科层设置，每一个普通市民都可以自由加入和退出。运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只要是认可运动的唯一宗旨即“给越南带来和平”，且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行动，都可以自行筹办。各地普通民众纷纷自发成立各自地方和机构的越平联，最盛时期全国有多达三百八十个“支部”。除了组织游行、举办著名人士的讨论会、国际交流活动之外，越平联还帮助许多美军士兵成功逃亡，摆脱参加这场不义之战的命运。他们的这些贯彻和平理念的国际主义行动获得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在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中延续了战后民主主义的精神气质。 在后来的访谈中小熊提到，如果这本书以新左翼的展开甚至是全共斗运动结尾，不免使得全书的基调过于阴暗。为了“让现在二十岁上下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年轻人们读了之后怀有希望”，也“考虑到这本书或许能成为战后史相关的基本文献”，小熊希望在最后留有一个光明的结尾。这就是他以鹤见、小田和越平联的事迹作结的初衷。 总结与阐发 总结全书内容，作者主张战后思想的主体是一种战争体验的思想化。战后思想对战争体验的依赖既带给各个知识-实践领域以共同的思考基础，却也同时是其最大界限所在。丸山等人对民族主义的革新所形成的观念纽带正基于战争反思之上，而其在六十年代后的逐渐瓦解也源于战争体验的日益风化。 在本书的字里行间，常常反映了作者对战后意义上那种“民族主义”之没落的惋惜，以及他试图为战后民主主义辩护并复兴其成就的努力。在结论一章中，他指出战后意义上那种基于共通的战争体验所形成的民族主义并不依托于国家和民族，因而甚至可能成为一种作为变革与反抗原理的民族主义。这一总结无疑最好地点明了战后思潮蕴含的丰富政治能量。然而随着战争记忆的风化，借以统合“民主”与“爱国”，连接主体性与公共性的基础已然瓦解，今日的社会也便不再具有第一战后的主体参与，而更多呈现为第二战后，也即吉本意义上的对“公”的瓦解之后的面貌。这并非只是日本的情况。在后现代状况普遍铺展开来的任何社会中，公共性的消退都在导致主体性的政治参与愈发变得不可能，以及随之而来的犬儒主义的蔓延。 在今日这样与战后迥然相异的环境下，战后民主主义在知识上的遗产如何继承？作者为此作了不少探索，比如在分析当代社会运动的著作《改变社会》中，作者基于后现代/风险社会的当代境遇判断，认为普遍存在的那种无法被既有的党派政治所代表，不受重视的共通感觉，能够成为连接社会大众的全新纽带（参见拙文《今天的社会运动就像一场火锅派对》，《上海书评》2017年7月27日）。 本书一经出版便得到广泛关注，曾获得第二届日本社会学会奖励奖、第五十七届每日出版文化奖、第三届大佛次郎论坛奖等众多学术和传媒奖项。在今天，《“民主”与“爱国”》已成为战后民主主义研究的基本著作，在战后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越是在重重荣耀包围之下的作品，越值得细致评判其得失所在。 在以往的评论中，不少右翼知识分子质疑了本书研究对象的代表性问题。在本书中作为核心人物出现，在各章标题中被提及的知识分子共计十名，其中一般被看作进步派或左翼知识人的占到九名，保守右翼只有江藤淳一人登场，包括田中美知太郎、福田恒存、林房雄在内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均无太多出场机会。考虑到本书的关键词“民族主义”是战后思想界不分左右共同卷入的主题，这样的比例失衡的确有损于研究的完整性。 不仅如此，作者在对待不同的思想家时采取的分析策略有所不同。在论述丸山、大塚、竹内等战后进步知识人时，作者突出了他们的思想是基于战争体验和战后重建时期的实际情况而形成的，顺应时代人心；而在分析吉本、江藤时，则更多从思想家幼年经历出发，进行一种类似精神病理学的知识分析，以至于这两位知识分子的思想呈现为特殊的人生境遇所造就的偏执性格的产物。吉本和江藤的思想之受到世人的阅读和欢迎，也不似战后的进步知识人那样是因为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而被认为是迎合了乌合之众的发泄需要。比如作者认为吉本的战败体验并不具有代表性，只是因为恰好符合了全共斗学生的叛逆情绪才受到推崇。但是，吉本对于日共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批判，以及对国家之作为“共同幻想”性质的揭发，何尝不是捕捉到了时代的普遍感受？ 部分也是源于上述这种对象和方法上的偏差，笔者认为作者的考察未能深入地揭示隐藏在战后思想背后的“二重性”问题的呈现过程。这还要从小熊比较“冷淡”“喜欢不起来”的吉本隆明说起。小熊将吉本的大众观念看作一种从草根立场对知识精英的反叛，然而吉本并非旨在推崇“大众”与其“纯粹”，而是在从根底上对未能解决“大众性”问题的日本知识状况展开批判。吉本的出道作《高村光太郎》所描述的诗人高村那种“庶民出生”和“欧洲的知性”之间的矛盾并非孤例，而是吉本的著作中一以贯之的课题。吉本自小受其影响的高村和宫泽贤治等人，无不是在作为平民出生，具有浓厚乡土感觉的同时，又广泛学习西方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二重性”课题因而很早便在吉本心中生根发芽，并贯彻于他此后的整个思想历程。如《转向论》一书中的课题，便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与日本社会现实之间的不相容性，如何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引发了两种（非）转向；而在《共同幻想论》中，吉本在开篇便表示“日本既不是先进国家，也不是后进国家，这样的日本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并在研究中同步地援用了列维·布留尔的普遍主义人类学及《远野物语》《古事记》这样的民俗和神话，展开对国家幻想之起源的探讨。这种“本土主体性”与“西方近代化”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虽然在战时思想界便已得到充分问题化，却在战后被美国的影响及丸山等人所举起的“近代化”大旗所遮蔽。“主体性”被简化为一种变革主体，而其作为自我认同的部分则遭到了遗忘。继竹内好之后吉本进一步将日本社会所面临的这种二重性难题提示了出来。 与此同时，吉本所展开的知识批判锐利地暴露出战后思想虚假（拟制）的前卫性，指出这种知识缺乏大众根基，因而无法真正站住脚跟。他对于战后思想之启蒙者姿态的批判，正预示了齐格蒙特·鲍曼所指出的知识分子角色由“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转变。当前的知识条件正是由这种启蒙理性不再赋予其代理人绝对权威的状况所定义的。当我们在像小熊那样畅想可能唤起共通感觉的新语汇时，也必须考虑到这一角色变化为知识-实践所带来的全新挑战。 （陈诗雨、路平、吕若叶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特此致谢。文责作者自负。） 责任编辑：丁雄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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